抓捕行动来得很快。

    

    周凯栋住的地方是一栋老旧的民房，民警刚到门口，就听见里面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后门传来响动，周凯栋想跑，被守在后巷的民警一把按住，摁在地上动弹不得。

    

    他被带回审讯室的时候，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肩膀塌着，眼神四处乱飘，不敢跟任何人对视。

    

    民警把证据一条一条摆出来——通话记录、摩的司机的证言、村民的目击陈述。每说一条，周凯栋的脸色就白一分。到最后，他嘴唇哆嗦着，双手捂住了脸。

    

    “我说……我全说了。”

    

    十月十七号晚上，酒局散场之后，周凯栋并没有倒头就睡。他坐在床边抽了根烟，拿起手机拨通了小文的电话。

    

    “出来见一面吧。”

    

    小文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他搭了一辆摩的，在村口石桥边下了车。等了十来分钟，远处亮起一束手电筒的光，小文沿着田埂走过来，手里攥着那个手电筒，身上还是白天穿的那件外套。

    

    两个人站在桥上聊天，夜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带着深秋的凉意。周凯栋说那天晚上不知道怎么了，可能是酒劲上头，看着小文的脸，心里忽然窜上来一股邪念。

    

    他动了手。

    

    小文拼命反抗，巴掌扇在他脸上，一下接一下，清脆的响声在夜里格外刺耳。那几个耳光彻底把他打急了，他一把掐住小文的脖子，手上的劲越收越紧。

    

    小文挣扎了几下，不动了。

    

    周凯栋蹲在石桥上，看着地上的人，脑子里一片空白。酒醒了，人也慌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把尸体藏到哪儿去。

    

    最后他想了一个办法——一个愚蠢到连民警后来都觉得离谱的办法。

    

    他把小文的尸体背回了自己家里，塞进了床底下。

    

    民警听完，沉默了很久。

    

    他们掀开那张床，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到了小文。

    

    她就那么蜷缩在那里，手电筒还别在腰间，身上的衣服还是十七号那天晚上穿的那件。距离她失踪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天，而她的父亲母亲，在这三天里打遍了所有电话，哭干了所有眼泪，跑遍了整个县城。

    

    她一直都在这里。

    

    就在周凯栋每天睡觉的床底下。

    

    ……

    

    审讯室里，周凯栋交代完作案过程，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所有力气，瘫在椅子上。

    

    民警问他为什么要约小文出来，他说觉得聊得来，想见见。

    

    问他为什么要动手，他说喝了酒，脑子不清楚。

    

    问他为什么把人掐死，他说小文扇了他几个巴掌，他急了。

    

    问他为什么把尸体藏在床底下，他说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当时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轻飘飘的，像一团团棉花，堵在所有人的胸口上，闷得人喘不过气。

    

    周凯栋早已成家，有老婆，有日子要过。他跟小文在网上聊了不到一个月，那些深夜里的甜言蜜语，那些所谓的“知音”“懂我”，不过是一个百无聊赖的男人在寻找刺激。而小文——那个二十三岁、在手机店上班、每天回家乖乖上网聊天的小姑娘——她大概真的以为屏幕那头的人，是个可以信任的朋友。

    

    她带着手电筒去赴约，因为她以为只是聊聊天，很快就会回来。

    

    她没带身份证，没带银行卡，因为她没打算走远。

    

    她甚至没来得及喊一声救命。

    

    案件移交检察院之后，周凯栋被提起公诉。法庭上，他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哼，说自己后悔了，说对不起小文的家人。

    

    可后悔两个字，太轻了。

    

    轻到撑不起一条人命。

    

    最终，周凯栋被判处死刑。

    

    判决下来的那天，鲁山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雨。小文的母亲站在自家门口，看着雨丝密密地织成一张网，忽然想起女儿最后一次出门的那个夜晚——没有下雨，天上还有几颗星星，女儿穿了一件干净的外套，拿上手电筒，轻轻带上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