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专案组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

    

    方队长把手下十几号人分成了三组。一组负责查失踪人口，把武汉市及周边区县近半年的失踪报案全部调出来，一个一个地筛。一组负责贴协查通告，在青山区的街头巷尾、社区公告栏、甚至电线杆子上，到处贴那张印着行李箱和被套照片的寻人启事。还有一组负责调监控，把抛尸现场周边三公里内所有能用的摄像头全部拷贝出来，一帧一帧地看。

    

    结果，三组全部碰了壁。

    

    失踪人口那边，报上来的倒是不少，有离家出走的 teenager，有跟老婆吵架跑了的丈夫，有走失的老人，但没有一个能跟桥洞下的那具无名女尸对上号。年龄对不上，身高对不上，失踪时间对不上。

    

    协查通告贴出去好几天，一个电话都没有。那个红色行李箱和被套，普普通通，满大街都是，谁也记不起来在哪见过。

    

    监控更让人绝望。桥洞所在的位置是个监控盲区，最近的摄像头也在八百米开外的一个路口。技术员把那几天所有的监控画面翻来覆去看了几十遍，确实看到了一些拖着行李箱的人，但画面模糊得像打了马赛克，别说看清脸了，连男女都分不出来。

    

    方队长坐在办公室里，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他把法医的鉴定报告又翻了一遍。

    

    死者年龄，20到30岁之间。死亡时间，法医专家会诊后给出的结论是——2015年春节前夕，也就是2月中旬左右。

    

    两个多月了。

    

    尸体在行李箱里闷了两个多月，如果不是老胡手贱去拖那个箱子，可能再过两个月也不会有人发现。那个桥洞平时很少有人进去，行李箱又是红色的，搁在暗处根本看不清楚。

    

    方队长掐灭烟头，站起来走到白板前面。白板上贴着一张照片，是那个行李箱，红色的，醒目得像一摊血。

    

    “春节前夕，”他喃喃自语，“大过年的杀人，凶手跟死者到底什么仇什么怨？”

    

    他拿起马克笔，在白板上写了几个字。

    

    死者是谁。

    

    这三个字，像三颗钉子，钉在专案组每一个人的心里。

    

    半个月过去了。

    

    案情没有任何进展。专案组的状态从最初的紧张亢奋，变成了沉闷压抑。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每个人脸上都写着疲惫和挫败。

    

    方队长甚至开始怀疑法医的判断了。死者真的死在春节前夕吗？年龄真的在20到30岁之间吗？万一专家看走了眼，那他们这半个月的调查方向就全错了。

    

    就在所有人都快要撑不住的时候，一个人推开了专案组会议室的门。

    

    是个中年女人，四十多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羽绒服，眼眶红肿，嘴唇干裂，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骨头一样，软塌塌地站在那里。

    

    “我女儿，”她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见，“我女儿不见了。”

    

    方队长让她坐下，倒了杯水。

    

    女人叫刘秀英，湖北孝感人。她的女儿叫小婷，25岁，在武汉一家洗浴中心上班。从2015年春节前开始，她就联系不上女儿了。

    

    “腊月二十几的时候，她给我发了个短信，说公司加班，不回家过年了。”刘秀英攥着水杯，手指关节发白，“我当时没多想，孩子忙嘛，不回来就不回来。可是后来……”

    

    后来她发现不对劲了。

    

    小婷回短信的速度越来越慢，内容越来越短，从以前的“妈你吃饭了吗”变成了“嗯”“好”“知道了”。刘秀英打电话过去，能拨通，但没人接。她连着打了一个星期，始终没人接。

    

    她急了，正月十五没过就跑到武汉，找到小婷上班的那家洗浴中心。经理告诉她，小婷年前就请假回家了，说是回孝感过年。

    

    刘秀英愣在原地。

    

    小婷没有回孝感。她两头骗，骗了洗浴中心说回家，骗了家里说加班。

    

    “她到底去哪了？”刘秀英的眼泪终于掉下来，“我女儿到底去哪了？”

    

    方队长坐在对面，一动不动。

    

    他的脑子里有一根弦，崩地一下绷紧了。

    

    25岁，女性，洗浴中心工作，春节前夕失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