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八日，警方破门而入的时候，戴成林正躺在床上看电视。看到冲进来的警察，他放下遥控器，慢慢坐起身，脸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没有慌张，没有恐惧，甚至没有惊讶。

    

    就好像他一直在等这一刻。

    

    审讯室的灯白得刺眼。

    

    戴成林坐在铁椅子后面，两条腿往桌上一搭，整个人往后一靠，姿态松弛得像是在自己家客厅看电视。他今年才十九岁，却有一种同龄人绝不会有的——淡定。不是那种硬撑出来的镇定，而是真真正正的无所谓。

    

    李队坐在他对面，手里捏着一支笔，笔尖在本子上点了一下。

    

    “戴成林，知道为什么把你叫来吗？”

    

    戴成林歪着头看他，嘴角甚至微微上扬了一个弧度，那个笑容让你说不清他是在挑衅还是在单纯地觉得有趣。

    

    “你们有证据吗？”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就像在问今天天气怎么样。审讯室里的几个刑警同时皱了一下眉，他们审过很多杀人犯，有痛哭流涕的，有沉默不语的，有装疯卖傻的，但像眼前这个年轻人这样，在审讯室里翘着二郎腿反问警察的，还真不多见。

    

    李队把笔放下，一字一句地说：“你说呢？”

    

    戴成林笑了，那笑容很干净，干净得让人后背发凉。

    

    “那你们知道现场有指纹吗？”

    

    房间里安静了两秒。

    

    所有人都听出了这句话背后的意思。他没有否认自己去了现场，而是在问警方有没有找到证据。这种问法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他是无罪的，真不觉得自己会被冤枉；要么他在炫耀，在试探警方到底掌握了多少。

    

    戴成林接下来的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都记住了他。

    

    “我留下了。”

    

    他说的不是我去了，不是我做了，而是“我留下了”。

    

    这句话的语气，就像在说“我给你们留了份礼物”。

    

    李队盯着他的眼睛看了五秒钟。

    

    那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呢？不凶狠，不阴鸷，甚至可以说是平静的。平静得不像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更不像一个刚杀过两个人的杀人犯。

    

    但这种平静让李队想起了二十年前办过的一个案子，凶手也是个年轻人，杀了三个人之后被抓，审讯的时候也是这副神情。后来做的精神鉴定，结果是——反社会人格。

    

    戴成林的档案很快被调了过来。

    

    他的人生轨迹简单得令人发指：出生那年，父亲因为抢劫被判了十一年，扔下他和母亲郝某相依为命。母亲觉得自己亏欠儿子，于是用了一种最典型也最致命的方式来弥补——无底线的溺爱。戴成林要什么她就给什么，戴成林做了什么她都说没关系。她在所有人面前维护自己的儿子，说他只是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其实是个好孩子。

    

    好孩子。

    

    这个词后来被办案人员反复咀嚼，每嚼一次都觉得讽刺得厉害。

    

    戴成林在学校里的表现和他的家庭背景形成了绝妙的呼应。他从小就打架，不是小孩子之间那种推推搡搡，而是那种把人按在地上往死里打的打法。他欺负同班同学，打高年级学长，连老师批评他两句，他都敢把书包直接砸到老师脸上。学校实在受不了了，初中没毕业就把他开除了。

    

    从那以后，戴成林的人生就彻底进入了一种“无锚”的状态。没有学校管，没有家庭约束，母亲只会心疼他“受苦了”，父亲在牢里更管不着。他像一株长在温室外的野草，只不过这株野草生的不是绿叶，而是獠牙。

    

    后来舅舅在大连给他找了一份工厂的工作，不算好，但足够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自食其力地活下去。戴成林干了没几天就嫌工资低，不干了。家里人也不再接济他，他很快就身无分文。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脑子里开始酝酿一个念头。

    

    杀人。

    

    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他意识里的时候，他自己都没有太在意。但后来他发现，这个念头就像一颗种子，一旦种下去，就会自己生根发芽。他越想越觉得可行，甚至开始琢磨细节：选什么样的工具，找什么样的目标，杀人之后怎么处理现场，怎么逃脱。

    

    整个过程他只花了一天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