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吧。”他说。

    二十一发礼炮撕裂了清晨的海雾，回声在空旷的海面上久久不散。

    阿塞拜疆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首先致辞，他是个精

    他没有念稿子。

    “十五年前，在斯捷潘纳克特郊外的阵地上，他带着七个人守了三天三夜，打退了十七次进攻，左眉骨那道疤，就是那时候留下的——弹片擦过，离眼睛只有两毫米，军医说要送他后撤，他说:‘等我死了再抬下去。’”

    老人顿了顿，深吸一口气:“三年前，他离开军队，很多人骂他是叛徒，说他被中国人收买了，但我知道为什么——因为十二个新兵的命，因为那些孩子最大的十九岁，最小的才十七，因为他们的死被写成了‘训练事故’，而真凶还在喝酒、升官、戴勋章。”

    全场寂静，几个阿塞拜疆代表脸色发白。

    “今天他躺在这里，因为他又一次站在了弱者前面。”老人的声音开始颤斗道：“但这次，他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他的棺椁上有国旗，有勋章，有弟兄们的眼泪，不象那十二个孩子，连墓碑都没有。”

    他转向严飞，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严先生，谢谢你给我的学生一个体面的葬礼，也谢谢你，让他的死有意义。”

    严飞回以鞠躬。

    接下来是东大王主任，然后是深瞳的代表，致辞都很简短，很克制——在这种真实面前，华丽的辞藻是侮辱。

    轮到赵锐时，他拿着那顶烧焦的贝雷帽走上讲台。

    “我和塔希尔第一次见面，是在格鲁吉亚边境的一个安全屋。”赵锐的声音通过海风传开。

    “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为钱工作，我为值得死的事业工作。’我问什么事业值得死？他说：‘让我的女儿不用活在随时可能被轰炸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