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帝国军队在前线奋战奠定后勤基础的庄户们吃了一大波建国红利。

    他们普遍都获得了一年以上的免税政策优惠，并且还获得了数量不菲的五铁钱、大量粮食、布匹等等可以用作家庭储蓄的物资。

    受伤的有额外补偿，不幸丧生的也有优厚的抚恤。

    总之，刘基绝对不会让为自己效力的人流血又流泪。

    所以在中原平定以后，荆州和扬州的社会秩序以很快的速度恢复到了战前状态，没有社会动乱，也没有大规模的人心思变，人们带回了自己想要的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回家和家人团聚了。

    荆州和扬州继续高速发展。

    至于豫州、徐州、兖州和青州这四个中原大州，则由刘基派遣而来的大量有才干的、

    成熟的官吏们带领着，以荆州和扬州的建设模式为样板，快速进入到了新时期。

    在最初的军队管理模式之下，原本离散的大量人口得以聚集，从江南调集来的熟练官吏们抵达之后，就按照惯例行动起来。

    丈量土地，划定局域，规划好新的农庄所在局域，然后以户为单位进行人员编组，再由官吏们带着编组起来的人口在他们划定的局域建设新的家园。

    在此期间，军队提供粮食，军队负责管理秩序，官吏们指挥着新的庄户们挥汗如雨地建设家园、开垦土地，在建造房屋的同时，也没有眈误昭武元年的春耕。

    有粮食，就有底气，有粮食，就有人心，在充足的粮食供应前提之下，被聚集起来的人口也没有闹出什么事端来，老老实实地遵照帝国官员的指令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说来也是正常。

    经历了曹操、袁术、吕布、刘备、张绣等等各路军阀们二十年的“精耕细作”之后，中原百姓也算是享尽了非人福，今天兵灾，明天旱灾，后天水灾，再来蝗灾，然后又是兵灾，再来一轮————

    四大天灾接连伺候同一群人，这福气还少得了？

    所以他们也是麻了。

    他们最大的渴求无外乎是吃一顿饱饭、过几天安稳日子，别整天睁开眼睛就是找食吃、闭上眼睛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次睁开。

    就算是后来在曹操统治区过上了相对更加安稳的生活的屯田户们，也只是在生活环境上更加安稳一些，不会动辄遭遇四大天灾轮番伺候，却并不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改善。

    曹操的屯田政策拿走了他们太多的产出，让他们依旧吃不饱肚子，只能勉强维持生存，依旧难以获得一餐饱腹。

    终于，在经历二十年的风雨之后，他们等来了天降猛男刘基，为他们带来了安稳的生活与充足的粮食，他们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想要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不会轻易闹事、造反。

    一座一座农庄拔地而起，一座一座人类生存聚落建设起来，一条一条官道完成了平整、疏通，一块一块荒芜的田地重新得到了开垦、种植，开始生产粮食。

    从江南运来的大量农具、种子、衣物被发放到他们手里，大量耕牛被平均分配到各个农庄，成为农庄的公共财产，这些物件价格低廉，质量优秀，叫庄户们两眼放光。

    人们的生存水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改善，并很快就恢复到了黄巾之乱以前的水平，昭武元年九月、十月，仅仅是刘基刚刚平定中原、驱逐曹操的那个收获季，豫州、兖州、徐州的各大粮食产区就迎来了丰收。

    当然，这其中少不了那些被军事行动、政治清洗而杀死的地方豪强们的“功劳”。

    他们的死，使得大量优质耕地被释放出来，进入帝国政府手里成为可分配财产，也有大量熟练农民被释放出来成为官府可登记的在籍人口，大大扩充了帝国政府的人力物力储备。

    第三帝国政府创建至今还没有进行过一次人口普查，但是就新任官员们上任之后给刘基送来的第一份情况简报之中所描述的内容来看，很多行政区的隐户数量都是超乎寻常的多。

    甚至比起江南地区的那些“宗贼”们所隐匿的人口还要多得多得多。

    在沛国谯县，一个在官府户籍上只登记了一百零九口人的豪族，其家族领地之中隐藏起来的隐户有五千六百户，两万七千多人。

    在陈国武平县，一个在官府户籍上登记了二百零三口人的豪族，其家族领地中的隐户有七千三百户，三万六千多人。

    而这样的豪族，在整个中原大地上彼彼皆是，在这些人口绸密、农业生产相对发达的郡县之中，隐匿户口彼彼皆是。

    还有一些传承比较久远的、有一两百年历史的大豪强家族之中，生活着大量终生不曾离开过居住地一步的隐户。

    这种情况就带来了比江南更加棘手的基层治理问题。

    江南豪族的传承时间没有中原豪强那么久远，而中原豪强有的甚至是在西汉末年就已经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