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临县又来请了。

    一起沉寂了三年的命案，受害人家属每年都来县公安局问，每次都红着眼睛回去。

    临县公安局局长亲自开车来接祁同伟。

    祁同伟在临县待了四天，把三年前的案卷翻了三遍，去了两次现场。

    现场早已不是当年的样子，但他找到了一个被当年勘察忽略的细节——窗框上有一道陈旧的划痕，位置很低，不像是成年人留下的。

    他顺着这条线追下去，找到了当年住在隔壁的一个少年。

    少年如今已经成年，在南方打工。

    祁同伟通过当地派出所找到了他，他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我看见了。”三天后，嫌疑人落网。

    受害人家属跪在临县公安局门口，被民警扶起来的时候，老太太的腿已经软得站不住了。

    祁同伟从侧门走的，没有从前门过。

    个人三等功第四次。

    奖金被他存了起来。

    1993年的冬天，岩台县下了一场大雪。

    雪把孤鹰岭埋住了，山顶的岩石被雪覆盖，看不见了。

    祁同伟站在宿舍窗前，看着远处白茫茫的山，想起了上辈子的一些事。

    上辈子他站在孤鹰岭的山顶上，手里握着枪，对着天空喊出那句话。

    然后枪响了。他倒下去的时候，看见了天上的云。

    那天的云很白，很厚，像一床铺在天上的棉被。

    这辈子，他还一次都没上去过那座山。

    他把窗户关上，坐到书桌前，拧开台灯。

    桌上摊着一沓稿纸，稿纸的第一页写着一行字：“关于现行刑法中若干量刑失衡问题的思考——以基层司法实践为视角。”

    这个题目是他几个月前就开始琢磨的。

    在司法所调解了四十八起纠纷，在刑侦科破了几十起案子，他每天和基层的法律实践打交道，最清楚现行法律的缝隙在哪里。

    有些罪名量刑畸轻，有些罪名量刑畸重，有些行为该入罪的没入罪，有些行为不该入罪的入了罪。

    这些不是书本上的理论问题，是他在案卷里、在审讯室里、在调解现场亲眼看到的问题。

    他开始写。

    写得很慢，每一个法条都要核对原文，每一个案例都要从自己的案卷里找依据。

    他写现行刑法中故意伤害罪的量刑档次过宽，导致相似情节的案件量刑差距过大——他手头就有三个案例，伤情类似，判决结果却从一年到五年不等。

    他写盗窃罪的入罪门槛问题，写农村地区耕牛盗窃的量刑标准问题——万氏兄弟的案子让他对这个问题有切肤之痛。

    他写证据规则在基层实践中的困境，写证人保护制度的缺失——临县那起三年未破的命案，唯一的目击者因为害怕报复，三年没有开口。

    稿纸越摞越厚。

    他白天办案，晚上写。煤油灯换成了台灯，但窗外还是那座山。

    写到深夜的时候，他偶尔会停下来，看着窗外被雪覆盖的孤鹰岭。上辈子他在那座山上结束了。这辈子，他在那座山脚下，一个字一个字地写。

    论文写完的时候，岩台县的雪还没化。

    他把厚厚一沓稿纸装进牛皮纸信封，在信封上写下《法制日报》编辑部的地址。

    收件人那一栏，他写了陈峰的名字。

    信封放进邮筒的时候，发出轻轻的一声“咚”。他站在邮筒前，拍了拍手上的灰。

    三周后，回信到了。

    不是陈峰的回信。

    是《法制日报》转来的一封信，信封上印着北京大学的红色抬头。

    信纸很薄，蓝黑墨水写成，字迹苍劲有力，一笔一划都带着力道。

    “祁同伟同志：

    贵作《关于现行刑法中若干量刑失衡问题的思考》已由《法治日报》陈峰编辑转交于我。

    陈编辑知我近年从事刑法修改研究工作，特将此文推荐给我。

    我已仔细拜读。

    说实话，初读时我并未抱太高期待。

    基层来稿，大多止于经验描述，缺乏理论深度。但你的文章不同。

    你对现行刑法量刑档次的剖析，引用了自己经手的三个真实案例，伤情鉴定、判决结果、量刑理由，一一比对，逻辑严密，论证扎实。

    你提出的‘以伤情等级和作案动机为双重标准重构量刑档次’的建议，与我在今年刑法学年会上提出的观点不谋而合——但你比我多了一样东西：你亲手办过这些案子。

    你在文章中写的那句话，我读了三遍。

    你说：‘法律条文的每一处疏漏，在基层都不是理论问题，是老百姓的命。’这句话，我在北大法学院教了三十年书，写不出来。

    只有亲手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