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巨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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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菲特记下了这些要点，然后问了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杨，你赚了这么多钱，打算怎么用？不只是投资更多公司吧？”

    这个问题触及了杨简很少公开谈论的领域。他沉默片刻，说：“我未来会设立一个家族基金会，主要做三件事：第一，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特别是那些商业回报周期长、但对人类进步重要的领域；第二，改善教育机会，尤其是乡村和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当然，这一点我一直在做；第三，促进跨文化交流，让不同文明真正对话，而不是对立。西方对华夏的偏见太深，但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华夏。他们以为我们是想要取代美国的霸权？不，其实不是，我们只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过生幸福的生活，顺便回到我们原本该待的位置。”

    巴菲特从眼前这位年轻的过分且比他还有的钱的超级富豪的预期和表情中都感受到了绝对的自信。

    “确实，西方的心态到今天已经失衡了。华夏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做到西方国家做不到的事情，”巴菲特挑眉笑了笑，然后话锋一转，问道，“杨，我非常好奇，为什么是这三件？”

    “因为科学解决人类的外部局限，教育解决人类的内部潜能，文化解决人类之间的误解。”杨简说，“钱如果不能用来让世界变得好一点，那就只是数字而已。”

    巴菲特深深看了他一眼：“你知道吗？。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我用不了那么多’。但更深层的原因是：这些钱是社会信任我管理的，我有责任把它们用在最能产生正面影响的地方。”

    杨简笑了笑，没接话。西方的富豪说把资产捐出去，听听就行了，没必要当真。

    在西方，慈善机构在他们的语境中和我们理解的扶贫济困根本不是一回事。

    比如扎克伯格，去年年底，他通过在其个人脸书主页上发布了一封给刚出生女儿的

    但他是捐给红十字会这样的慈善机构吗？

    不是。

    是捐给他们夫妻俩成立“陈-扎克伯格项目”。这个项目其实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而非华夏人语境中的传统慈善机构。

    这种架构最绝的地方在于，名义上是慈善，实际上不仅能用来投资游说，还可以直接用来购买固定资产。这种结构让其在资金使用上——如投资营利性公司、参与政策倡导等，就能拥有更大的灵活性。

    最关键的地方在于，这个机构的控制权，永远都在七家族手里。

    巴菲特已。其遗产的核心部分将转入一个新的慈善信托基金，由他的三名子女共同管理，并必须一致决定资金用途。

    而他。对应的计算方式：每年需支出的金额是基于基金会过去几年。这意味着，即使某年基金会投资亏损，也仍需动用本金来完成支出。

    但是，与每年要缴纳的庞大税额比起来，这真的小钱。

    这种操作，也是许多政治家族的惯用手段。

    许多西方的顶级二代，他们不会以继承遗产的方式去获得父母或者前人的财富，但他们一出生，就是这些所谓慈善基金会的董事，他们手里握着庞大财富的分配权。等热门长大以后，完全管理着这些慈善基金，他们住着基金会的房子，坐着基金会的飞机、豪车，就连平时出席活动买的订制手工礼服、腕表、珠宝等等，都能算成慈善基宣传开销。

    这叫不给子女留遗产？这简直是给子女留下了一座永不被清算且予取予求的超级银行，还顺便把这家超级银行的安保费用和维护费用等全给免了。

    更讽刺的是，以前有一群大殖子在吹什么美国这些西方国家都鼓励子女要早点独立，那理论一套一套的，可真相是什么？那踏马就是给你灌鸡汤的。

    现实是，在最顶层的圈子里，血缘和资本的绑定只会越来越深。

    大殖子们还认为这种模式是文明的进步，觉得人家真的是钱财如粪土。

    其实，这套制度的设计非常精巧，精英阶层通过法律把遗产税定得极高，封死了普通中产阶层跃迁的最后一丝可能。如果你只有几百万美元的资产要继承，那你必须得交税，下一代得从头打拼。

    但如果你的资产是数十亿、数百亿，甚至更多，那么你就可以通过法律的方式以及顶尖的团队，设立类似的慈善基金，把财富和权力完美的过渡给下一代。

    你甚至还能博得一个大慈善家的美名。

    当然，钱是富豪挣的，财富是他的，他怎么处理其实是他们的自由，但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完成了财富过渡，同时还要让人夸他们一声“大慈善家”，这就挺膈应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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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菲特顿了顿，又说：“你刚才说的三件事，也是我和比尔在慈善中关注的领域。也许...未来我们可以合作。”

    杨简不置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