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讨厌议会仍召开13次，查理一世11年不开会便引发精英阶层“被抛弃”的焦虑。从心理学“惯例依赖”看，英国议会惯例成精英“心理安全区”，法国则因无此惯例缺乏制度根基；哲学“制度演进论”视角下，英国政治协商机制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如1430年明确40先令地产为投票权门槛，法国则无此渐进过程。

    课程重点分析了英国宗教改革的困境。亨利八世将教会改为国教并自任最高宗教首领，因“主权理论”未出现，改革超前如“肉卡喉咙”，给继承者留下隐患。其子爱德华六世偏新教且智商偏低，权臣借其宗教倾向。此后君主多采取“消化矛盾”策略，玛丽女王虽恨国教却未清算，一是世俗精英因40先令投票权门槛，普遍参与过教会土地侵占，怕清算损害自身利益；二是国教尊国王为宗教首领，对王权有利。这形成英国政治逻辑：精英不要求国王信仰一致，只需其“左手打天主教、右手打新教”，不踏出国教圈子，如詹姆斯一世“聊教义是新教、做事是高教会派”仍能维持稳定。

    最后解读詹姆斯二世时期的继承危机与光荣革命。查理二世与路易十四约定恢复天主教却无力推行，议会因詹姆斯二世（查理二世之弟，天主教徒）继位问题分裂为辉格党（主张《排除法案》，禁止天主教徒继位）与托利党（主张等待，因詹姆斯二世女儿为圣公会教徒）。1685年詹姆斯二世继位，1688年其妻子生下天主教儿子，改变继承顺序，议员恐慌，派代表请詹姆斯二世长女玛丽与女婿威廉（新教徒）继位，引发光荣革命。实则光荣革命非“资产阶级革命”，而是精英怕天主教恢复后遭清算的自保行为，1701年《继承法案》“不许天主教徒当英国国王”才是核心，心理学层面是“群体恐惧驱动”，哲学层面则是英国宗教改革后矛盾积累的必然结果（詹姆斯二世生子为偶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