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司门口，碰见个面生的太监，五十多岁，胖胖的，正跟吴良说话。

    看见张砚，那太监停了话，上下打量他。

    “这位是？”太监问。

    “张砚，司里的老记录员。”吴良介绍。

    太监点点头，又看了张砚几眼，笑了笑，没说什么，走了。

    张砚觉得那笑容有点怪，但说不清怪在哪里。

    送走太监，吴良对张砚说：“刚才那位是内务府管档案的李公公。来问些旧事。”

    “什么旧事？”张砚随口问。

    “康熙十八年，司里扩建时的一些账目。”吴良说，“对了，李公公提到你，说你这些年在司里，一直勤恳，不容易。”

    张砚心里一紧。李公公怎么会知道他？还特意提到？

    “李公公……认识我？”他问。

    “内务府管着所有人的档案，当然知道。”吴良说，“他还问，你母亲姓陈，对不对？”

    张砚点头。他母亲确实姓陈。

    “他说，看到你母亲娘家的旧档，好像是浙江金华府的？”吴良说，“我记得你说过，是绍兴本地人？”

    张砚脑子嗡的一声。他母亲姓陈，但娘家是哪里的，他从来没提过。父亲只说过是本地人，具体哪县哪村，没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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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内务府有他母亲娘家的档案，那说明对他的调查，深得可怕。

    或者……那档案是伪造的？为了完善他的背景？

    “可能是我记错了。”张砚含糊道，“时间久了，有些事记不清了。”

    吴良看了他一眼，点点头，没再问。

    但张砚觉得，吴良那一眼，意味深长。

    那天晚上，张砚做了个决定。

    他要找一个绝对私密、只有他自己知道的记忆，来测试。

    他想起了七岁那年，一个人在家后院玩，不小心打碎了父亲最喜欢的一方砚台。他吓坏了，把碎片埋在后院墙角，没告诉任何人。直到现在，父亲都不知道砚台是怎么没的。

    这件事，他没跟任何人说过，连做梦都没梦到过。是他心底最深处的秘密。

    如果摹形司连这个都知道，那他就彻底没救了。

    第二天，张砚找了个理由，说身体不适，请了半天假，回住处休息。

    关上门，他坐在桌前，摊开纸，提笔写下那件事：

    “康熙六年，余七岁。父有端砚一方，甚爱之。一日，父外出，余独在后院玩耍，不慎碰落砚台，碎为三块。余惧，拾碎片埋于后院墙角槐树下，覆土，踩实。终未告父。父问砚台，余佯作不知。”

    写完后，他盯着纸上的字，看了很久。

    这段记忆，很清晰。他记得砚台掉落时的声音，记得碎片扎手的感觉，记得埋土时的心跳，记得父亲回来后的询问。

    这一切，都真实得不容置疑。

    如果这些都是假的……

    张砚不敢想下去。

    他把纸折好，藏在床板下。

    那天下午，他回到记录室，继续工作。但心思完全不在上面，抄错了好几处。

    吴良过来看了一眼，没说什么，只是拍了拍他的肩：“不舒服就再歇歇。”

    那语气，很温和。

    但张砚听出了别的意思。

    六月三十，摹形司来了个新人。

    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叫孙文举，直隶人，原来在翰林院做誊录生。吴良让张砚带他。

    孙文举很勤快，学得快，人也机灵。张砚教他如何比对口供，如何标注差异，他很快就掌握了。

    有天中午，两人一起吃饭。孙文举问：“张先生，您在司里这么多年，经手的案子，最离奇的是哪个？”

    张砚想了想，说：“都差不多。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那您说，这世上，有没有完全‘真’的人？”孙文举又问，眼神里透着年轻人的好奇。

    张砚手一顿，筷子差点掉在桌上。

    “怎么问这个？”他问。

    “就是好奇。”孙文举说，“咱们每天记录这些口供，改来改去，最后连自己都不知道哪个是真的了。那咱们自己呢？咱们的记忆，咱们的经历，会不会也是……被改过的？”

    张砚盯着他，看了几秒。孙文举的眼神很干净，不像试探。

    “别乱想。”张砚说，“做好自己的事就行。”

    孙文举点点头，但显然没被说服。

    那天下午，张砚观察孙文举。这个年轻人，写字时喜欢咬笔杆，思考时皱眉头，紧张时摸鼻子。这些小动作，很自然，不像装的。

    但如果是摹形司新造的副本，会不会也设计得这么自然？

    张砚觉得自己快疯了。看谁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