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零年十二月的南京，寒风瑟瑟。

    蒋校长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两份文件，左边是刚出炉的《陆军编遣条例》正式文本，右边是江西省主席鲁涤平发来的战报。

    十一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刚闭幕，十二月是政策落地的第一个整月。

    蒋校长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兼任行政院长，完成了党政军大权的彻底把控，行政院核心部门全部换上了他的心腹。

    1929年的全国编遣会议因蒋桂战争、蒋冯战争相继爆发彻底破产，全国军队规模反而因内战膨胀至200万人以上，军费占财政收入超80%。

    1930年11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通过《整理全国陆军案》，正式撤销原“国军编遣委员会”，所有整编事宜交由军政部直接办理，12月配套颁行《陆军编遣条例》及编制表，标志战后编遣正式启动。

    他本人则往来于南京与南昌之间，一边统筹中央政务，一边部署南线，南京的日常事务交由行政院核心幕僚代行。

    但权力的滋味并不全是甜的。

    立法院长胡汉珉公开反对“制定训政约法”，坚持以孙先生遗教为国家根本大法，认定约法是蒋校长集权的工具。

    十二月双方通过立法程序、报刊舆论暗中角力，立法院多次驳回行政院的相关提案，党统与法统的矛盾日趋公开化。

    蒋校长在日记里把胡汉珉骂了好几个晚上，但表面上还得客客气气地请他来喝茶、开会。

    与此同时，华北西南各派系代表陆续抵京输诚。

    张少帅派王树翰常驻南京磋商华北善后细则，桂系粤系也通电服从中央，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南京仅能实现名义上的法系统一，各省军政财税仍由地方派系自主掌控。

    国民会议筹备处也在本月正式挂牌，着手推进各地代表选举，试图通过国民会议强化统治合法性，把蒋校长的领袖地位以法定形式固定下来。

    军事方面更是千头万绪。

    十二月的南京同时推进着“战后整编”与“南下剿*”两件大事。

    陆军编遣条例正式公布，核心逻辑简单粗暴，压缩杂牌军规模，充实中央嫡系。

    全国步兵师统一划分为甲乙丙三种编制：甲种师辖三旅六团配属炮兵营，满编一万一千人，优先配给中央嫡系；乙种师辖两旅四团配属炮兵连，额定八千人，多分配给服从中央的次等杂牌部队；丙种师辖两旅四团无直属炮兵，额定六千人，专门用来安置战败缩编的地方军阀部队。

    特种兵逐步收归中央直辖，地方部队不得保留独立特种兵编制。

    所有师级以上军官任免须经军政部批准，地方派系不得自行委任，军饷由财政部统一拨发，禁止各地截留财税充作军费。

    计划用一到两年时间，将全国陆军步兵缩编至六十个师以内，加上骑兵炮兵工兵等特种兵，总兵额控制在八十万人左右，军费压缩至全国财政收入的四成以下。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一目标仅针对非嫡系部队。

    中央军在整编过程中通过收编倒戈部队，实际规模持续扩张。

    光是把韩复榘和石友三的残部吞掉，顾长柏就多了一个山东省保安师，如果不是他主动淘汰老弱，他接收的兵力应该接近5万人。中央军的实际兵力早就超过了纸面上的编遣指标。

    各省军阀也不是吃素的，晋绥军和西北军残部在整编过程中想方设法保存实力，有的把部队拆成几个保安团藏到县里，有的把武器装备秘密埋在山洞里，编遣会议上的数字跟地面上的实际情况永远是两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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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线的军事压力稍缓，张少帅在华北主持编遣善后，东北军主力仍在陆续入关接收平津防区。

    南线却是真刀真枪，蒋校长亲自主导剿*军事部署，从津浦、平汉两线抽调嫡系部队向江西集中，第一次作战在十二月已经打响。

    鲁涤平指挥的第十八师在江西前线交上了火，战报写得花团锦簇，但实际进展缓慢，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主动放弃东固、龙冈等前沿据点，把中央军往山区深处引。中央军的后勤补给线越拉越长，山区道路崎岖，骡马运输效率极低，前线部队经常断粮断弹。

    蒋校长在南昌坐镇指挥，每天催促进剿的电报发出去好几封，没办法，他太想证明自己了。

    鲁涤平在前线疲于奔命，两边都急得嘴上起泡。

    就在蒋校长在为约法之争和江西战报焦头烂额的时候，顾长柏正在北平跟张少帅喝着茶，把河北兵工厂的建设蓝图一笔一笔地画在张少帅的规划图上。

    小张很享受这种规划工厂的感觉，他特别喜欢建工厂的感觉。

    两人从天津选址聊到炼钢炉型号，从技术骨干调配聊到生产线布局，谈笑间敲定了东北军支援河北兵工厂的第一批设备和人员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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