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已经开战，顾长柏就不再有任何顾忌。

    关东军的第二师团暂时退回了辽阳，朝鲜方向的第二十师团还没赶到，沈阳城防暂时稳固，眼下最紧迫的事不是追击残敌，而是把沈阳兵工厂的库存全部抢运出去。这批军火是张作霖父子攒了快二十年的家底，全中国最大的军工库存，十五万支成品步枪，六万余支各型手枪，两千六百多挺轻重机枪，约六百门身管火炮，子弹一亿八千万发，炮弹五十余万发。

    还有辽宁迫击炮厂的六百门成品迫击炮和四十万发配套炮弹。

    这些数字摆在清单上，每一个都能让任何一个军阀眼红到睡不着觉。如果这些军火落在日本人手里，他们拿中国人的枪炮打中国人，代价就太大了。

    现在既然全面开战已成事实，把这些物资往关内转移就是名正言顺。

    如果没开战，顾长柏也不能把这些东西从明目张胆的从小张的老巢里运出来。

    ……………………

    沈阳兵工厂和迫击炮厂的所有库存被连夜装车。成箱的步枪和机枪从仓库里搬出来，炮弹和子弹装在木条箱里用麻绳捆扎结实，迫击炮筒和炮架拆开后分别编号装箱。

    苏家屯编组站刚刚缴获的满铁机车和车皮被优先编组成军火专列，拖着长长的平板车和棚车沿着北宁铁路向锦州方向驶去。

    押运部队的士兵坐在弹药箱上，怀里抱着上了膛的步枪，眼睛警惕地扫视着铁路两侧。

    比军火更沉的是黄金。

    沈阳城里的东三省官银号金库被打开时，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五十多吨黄金和数百万现大洋，这是官银号的储备黄金。

    这些黄金和大洋由重兵押送运往锦州，再转运天津。

    顾长柏在电报里对张少帅只写了一句话：“黄金已启运，到后归你名下。”

    除了军火和黄金，还有大量的工业资产需要处置。

    日本在东北的直接投资总额超过十四亿日元，占外国在东北总投资的七成以上，其中满铁一家就占了半数以上。

    抚顺煤矿、鞍山制铁所、满蒙毛织、东亚烟草、南满洲制糖。

    这些日本财阀花了三十年时间在东北建立起来的殖民工业体系，现在全在顾长柏的拆迁清单上。

    他给后勤部门的命令简单粗暴：能拆走的设备全部拆运回关内，安置到咸阳、武汉和济南的工业区；暂时拆不走的厂房和矿山，全部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的名义正式接管。

    先“买”了再说，不是给你钱了吗！

    往后几天，顾长柏指挥部队，陆续收复本溪、抚顺，再往前就是茫茫千山，他也无能为力…………

    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正式公开“信赖国联公理处断”的对日政策，呼吁国民“持以镇静、勿作轨外行动”。

    蒋校长连发十二封电报，命令顾长柏停止行动，保留日本侵略证据，留国联调查团察看。

    甚至言辞激烈，“…………勿使兄至万劫不复之境地…………”

    …………………………

    南京的秋雨下得没完没了。

    蒋校长站在官邸书房的窗前，看着院子里被雨水打落的梧桐叶，手里的热茶已经凉透了。

    短短十天里，整个局势翻了个底朝天，关外的战事像野火一样蔓延，沈阳前线每一封电报都让他的神经再绷紧一分。

    他很清楚，一旦全面开战，中国军队根本撑不了多久。在中国上万公里的海岸线上，掌握制海权的日本联合舰队可以在中国任何一处海滩组织登陆，到时该如何是好？

    所以他不能打，当然也不敢打，日本陆海军的强大在二十年前就植入他的脑海里了。

    然而顾长柏偏偏在沈阳顶住了。这本该是好消息，可对他来说却像一颗定时炸弹：战事每拖一天，全国民众的抗日情绪就高涨一分，粤方那帮人手里的刀就更锋利一寸。

    北平二百五十多个团体、二十万市民在故宫太和殿前黑压压地站满了广场。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站在临时搭建的木台上，声泪俱下地控诉日军在沈阳的暴行，全场哭声和口号声此起彼伏。

    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学生领袖紧随其后登台演说，通电全国呼吁一致对日宣战。

    与此同时南京方面也被学生逼得焦头烂额，中央大学千余名学生冒雨前往外交部请愿，冲入办公室质问外交部长王正廷为何不抵抗。

    王正廷态度敷衍，当场被学生殴伤送医，随即提出辞职。

    次日上海复旦大学八百余名学生抵京，会同南京各校共五千余人涌向国民政府，要求惩办失地官员、立即对日宣战。

    蒋校长被逼得没法，只好亲自出面接见学生代表。

    他站在台阶上对着群情激愤的学生们说了句“三月之内如不出兵，砍蒋某之头以谢国人”，说得慷慨激昂，学生们暂时被稳住。但他没有出具任何书面承诺，回到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