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但霍老六的出货记录上写的是，从景和十八年到现在，从常平仓运出去的粮，光他一条船就运了將近两万石。常平仓的粮不止霍老六一条船在运。刘广才自己经手的，薛季昌的人经手的，还有別的船家。实际出仓的数目，至少是帐面出仓的两倍。”

    他把帐册码齐，手掌按在最上面一本的封面上。

    “也就是说，常平仓现在实际的存粮，不是五万二千石，是——”他停了一下，“最多两万石。差了十万石。十万石粮，按市价每石三两银子算，就是三十万两。这还只是粮价。灾年哄抬粮价的利，还没算进去。”

    正厅里安静了一会儿。后院的竹叶被风吹得簌簌响，雪从竹枝上落下来，砸在青砖地上，沙沙的。

    晏清川把手从帐册上收回来，在道袍上擦了擦手指上沾的灰尘。“丁元启的摺子，前天到的。他写得很清楚——常平仓的案子，从刘广才往上查，查到薛季昌，再从薛季昌往上查。”他看著陆维楨，“查到那个『东家』。”

    “晏大人知道那个『东家』是谁吗？”

    晏清川没有回答。他走到窗边，把窗户推开一条缝。窗外的竹子上落著一只麻雀，被窗户声惊了，扑稜稜飞走了，竹枝晃了几下，雪簌簌地落。

    “我在户部待过三年。”他说，背对著陆维楨，“户部的架阁库里，存著全国常平仓的帐册。每一本我都翻过。不是查案，是学习——那时候我刚进户部，上司让我把歷年的常平仓帐册都看一遍，熟悉规制。我看了三个月，看出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全国常平仓的帐面上，每年都有一笔『损耗』。粮食进仓出仓，鼠咬虫蛀、霉变受潮，有损耗是正常的。但各州府的损耗比例不一样——有的报一成，有的报两成，有的报三成。损耗越报越高的那几个州府，有一个共同点。”

    他转过身。

    “它们的常平仓大使，都是在同一年上任的。景和十八年。”

    陆维楨的手指在桌沿上收紧了。

    “景和十八年，户部调了一批常平仓大使。临清的刘广才，扬州的钱守业，淮安的赵良佐，济寧的孙德胜——孙德胜就是恆丰號帐上那个中人。”晏清川的声音不高，每个字都说得很慢，像在斟酌什么，“一批调了七个。这七个人，分布在运河沿线七个常平仓。七年下来，七个仓的损耗加起来，折银——”他停了一下，“不下百万两。”

    钱四在太师椅上坐直了，嘴巴张著，忘了合上。

    “这七个仓大使，调任的公文，是谁签的？”陆维楨问。

    晏清川看著他，眼睛里那两粒黑石子亮了一下。“户部郎中，赵怀璧。”

    “赵怀璧是谁的人？”

    “赵怀璧不是谁的人。赵怀璧自己就是『谁』。”晏清川走回八仙桌前，把七本帐册重新码好，用包袱皮裹上。“他的妹妹，是薛季昌的继室。他的长子，娶的是漕运总督的外甥女。他的恩师，是致仕的內阁大学士徐阁老。他的同年，遍布户部、工部、都察院。这个人不是薛季昌的『东家』，他是薛季昌的合伙人。常平仓的生意，薛季昌在下面运，他在上面批。损耗的银子，从常平仓流出来，经过薛季昌的手，一部分留在薛季昌那里，一部分往上走，走到赵怀璧那里。再往上走不走，走到谁那里——”他把包袱推给陆维楨，“我不知道。”

    陆维楨接住包袱。包袱沉甸甸的，七本帐册的分量，加上晏清川刚才那番话的分量。

    “晏大人，这些官册，能递到御前吗？”

    晏清川在太师椅上坐下来。他坐下的时候，整个人陷进椅子里，道袍松松垮垮地掛在身上，显得更瘦了。他把湿帕子叠好，搁在桌角，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

    “走通政司，递不上去。通政使是赵怀璧的同年。”他说，“走都察院，也递不上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跟赵怀璧是亲家。走內阁，更递不上去。徐阁老虽然致仕了，內阁里还有三个门生。”

    陆维楨的手在包袱上按紧了。

    “那就没有路了吗？”

    晏清川抬起头，看著他。那双眼窝微陷的眼睛里，那两粒黑石子又亮了一下。“有一条路。”

    “什么路？”

    “漕运总督，唐景安。唐景安跟赵怀璧没有交情。不但没有交情，还有过节——景和二十年，赵怀璧在户部驳过唐景安一笔漕粮的损耗奏销，让唐景安自己贴了八千两银子。这笔帐，唐景安记著。”晏清川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了，“唐景安每年正月十五，在扬州漕运总督衙门宴请过往的漕运官员和扬州士绅。今年也不例外。后天就是正月十五。”

    陆维楨听懂了他的意思。

    “晏大人能带我进去？”

    “不能。”晏清川说，“我一个钞关主事，六品，不在宴请之列。但我可以给你一样东西。”他从袖子里摸出一张名帖。名帖是竹纸的，淡黄色，上面印著“晏清川”三个字，下面是一行小字：“扬州钞关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