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雾气——那东西不呼吸。他的手套——如果那也算是手套——搭在车窗上，五指微微弯曲，像是在等他把门打开。

    老刘只看了那一眼，胸口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猛地攥住了，喘不上气，喉咙里发出“嗬”的一声。他想喊，喊不出来。他想发动车，手指已经不听使唤了。眼前的一切开始旋转，车顶的阅读灯、路灯光、仪表盘的绿光，搅在一起，像一锅沸腾的颜料。然后，什么都黑了。

    等他醒来，人已经躺在医院里。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床单，消毒水的味道刺鼻地灌进鼻孔。床边站着两个穿制服的警察，还有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他的额头贴着退烧贴，胳膊上扎着留置针，嗓子干得像塞了一团棉花。警察问他叫什么名字、住哪里、昨晚发生了什么事，他哑着嗓子一五一十地说了——红色肉球，白影，黄衣人，敲车窗。他说完之后，看见警察和医生飞快地交换了一个眼神。那眼神他看懂了——他们都以为他烧糊涂了，做的梦。

    可他心里清楚，不是梦。他昏迷前最后一个画面清清楚楚：那个黄衣服的人站在他车外，隔着玻璃直直地面对着他，一只戴着黄色手套的手还搭在车窗玻璃上，五指微张，像是曾经想要伸进来。

    他在医院住了三天。烧退了，身体也恢复了，可那条路他再也没有走过。每天晚上送老领导回军校，他宁可绕二十公里山路走另一条路，也不肯从那座陵园边上经过。老领导问他为什么，他说：“那条路晚上不安全，上次差点出车祸。”老领导看了他一眼，没再追问。

    可老刘知道，老领导那一眼里藏着什么——他大概也听说了那座陵园的事，只是不愿说破。

    后来有一次，老刘跟朋友喝酒，几杯下肚，又提起了这件事。朋友问他：“会不会真是什么东西？你当兵的，不该怕这个。”老刘把剩下的半杯酒一口干了，杯子搁在桌上，手却没松开。他看着杯底残存的酒液，缓缓说了一句：“那条路上到底有什么，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可我知道，那晚上我车里，后来多了一个人。”

    朋友愣住了：“你怎么知道？”

    老刘没回答。他的手指节泛白，指腹磨着玻璃杯的杯壁，发出细微的“嗞嗞”声。窗外的风吹进来，窗帘鼓了一下，又瘪了下去。那声音很像有人在后车窗上轻轻敲了三下。咚，咚，咚。

    谁也没有再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