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老太太们晚上出来守着，逮着了非骂她一顿不可。”妈妈还真去了居委会，几个大爷大妈也答应了，当晚就组了个巡逻队，在我家楼下转悠了好几圈。

    可邪门的是，从我发烧那天起，那哭声就再也没出现过。大爷大妈们守了四五天，屁也没逮着一个，最后也就散了。

    但我的身体垮了。

    烧退了以后，我整个人像被人抽掉了半条魂。反应慢得吓人，原来数学课上我举手最快，心算两位数乘法都不带打磕巴的，可现在老师叫我站起来读个应用题，我要盯着课本愣半天才磕磕巴巴念出来。最严重的是我变得特别怕黑。太阳刚一落山，天边还剩一抹橘红色的光，我就开始坐不住了，必须挨着妈妈坐，她去厨房倒杯水我都要跟着。晚上睡觉更是遭罪，以前我睡得像头小猪，地震都摇不醒，可现在楼上谁家挪一下椅子，楼下野猫叫一声，甚至空调自己“嘀”一声停了，我都能“腾”一下从床上坐起来，心砰砰跳半天。

    妈妈带我去医院查了好几回，血常规、脑电图、ct都做了，医生说身体指标没问题，可能就是受了惊吓，开了些安神补脑的口服液。我每天捏着鼻子灌那些又苦又涩的药水，灌了俩礼拜，一点用没有。奶奶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一个偏方，晚上端着一只黄铜碗跑到门外，一边拿筷子敲碗一边扯着嗓子喊我的名字，喊一声敲一下，喊一声敲一下——“崽啊——回来吃饭了——崽啊——回家了啊——”那声音在夜里传出去老远，邻居家的狗跟着汪汪叫，我趴在窗台上看着奶奶花白的头发在路灯底下晃，鼻子酸得厉害。

    爷爷则买了厚厚一沓黄纸，拿毛笔蘸了朱砂在上面画些弯弯绕绕的符号，画完了就贴到我们家门口、窗户框上，还揣着一沓到外面去，贴电线杆子上，贴桥洞底下，贴十字路口的墙角。我跟在他后头看他哆哆嗦嗦往墙上刷糨糊，心里又难过又害怕。

    可这些统统没用。我还是那个样子，脑子转不动，胆子缩成一团。

    最后是爸爸从外地赶回来了。他下了火车连家都没回先去了医院，在儿科门诊里握着我的手坐了整整一个下午。他的手很大很厚实，掌心都是老茧，攥着我的小拳头像攥个鹌鹑蛋。后来他出去打了个电话，回来跟妈妈说：“我找着个人，明天请到家里来瞧瞧。”

    第二天下午，那位师傅来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下着小雨，门口地垫上踩了一串湿脚印。师傅推门进来的时候先收了伞，慢条斯理地把伞靠在鞋柜边上。他大概六十出头，瘦高个儿，穿一身黑西装，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的圆眼镜。可左边那只眼镜片后面，眼珠子是白蒙蒙的一片，浑浊得像堵了层水垢。他整个左眼是看不见的，但右眼特别亮，扫了我一眼，我莫名其妙打了个寒战。

    他没多说话，跟我爸妈点了下头，就从随身带的那个灰布包里掏出一把小算盘。那算盘只有巴掌大，铁锈色的，边角磨得发亮，每一根档和每一颗算珠上都刻着密密麻麻的花纹，像是某种藤蔓的形状，绕着珠子盘了好几圈。师傅把算盘托在左手上，右手伸出来，拇指和中指捏住一串珠子，“啪”地一拨。

    那声音又脆又冷，在大白天里听着都让人心里一凛。

    然后他就开始了。从玄关开始，一步一步挨着墙走，每走一步就拨一下算盘，有时候快拨一串，“噼里啪啦”跟炒豆子似的，有时候又慢慢捻一颗珠子，捻半天才“嗒”一声松开。他走到客厅中间顿了一下，拨了几下，又继续往前走。走到厨房门口，他停的时间更长了，右眼微微眯着，侧着头像是在听什么。我妈紧张地攥着围裙角，大气不敢出。

    最后他走到了我房间门口。刚迈进去一步，手里的算盘突然“哗啦”一声响——不是他拨的，像是珠子自己滑了似的。他右手按住算盘，在门口站了足足有半分钟，一动没动。然后他慢慢转过身，朝客厅走去，冲我爸妈招了招手。三个人进了主卧室，把门关上了。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抱着膝盖，竖着耳朵听。隔着门板，只听到爸爸偶尔惊讶地“啊？”一声，还有妈妈倒吸凉气的声音，具体的什么也听不清。那门关了大概三四十分钟，终于开了。师傅出来的时候脸色如常，收好算盘，拿起伞，跟爸妈点了下头，推门就走了。爸爸送他到楼下，回来的时候脸铁青着，妈妈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

    我拽着妈妈的袖子问怎么了，妈妈搂着我，使劲揉了揉我的头发，说没事没事，咱搬家。

    爸爸动作很快。不到两个月，他就联系好了另一个小区的一套老房子，两室一厅，五楼，没电梯。那个周末搬家公司来了，把我们家才住了不到半年的新家具一件件往外抬。我蹲在客厅空荡荡的地板上，看着墙上那些挂过相框留下的钉子眼，心里堵得难受。这套房子是爸妈攒了好几年钱才买下来的，墙刷得那么白，地板铺得那么亮，我第一天搬进来的时候还在窗台上用粉笔画了一朵小花，现在那些印记都在，可我们却要走了。

    那天晚上最后一批东西搬上车的时候，我终于憋不住了，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