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又往更南退，始终跟我们隔着六七十步的样子，像一只在前面领着路。营长低低骂了句什么，一挥手，全队拉开距离大步撵了上去。我们穿过村南一片庄稼地，踩断了不知多少棵玉米秆子，脚底下噼啪响着，那声音也不远不近地吊着，慢慢引着我们进了村外一道山沟。

    那山沟窄得厉害，两边是几乎垂直的石壁，灰白色的石头摸上去滑溜溜的，上面长着稀稀拉拉的苔藓，人贴上去根本找不到着力点。中间一条土路勉强能并排走三四个人，脚下坑坑洼洼的，大大小小的碎石硌着胶鞋底。那哭声就停在这条窄路的尽头方向，不往前跑了，就在原地吊着，细细地往上升，像是有什么东西站在高处俯视着我们。

    营长下令全队停止前进，让探照灯手把灯打上去。两盏军用探照灯唰地亮了，雪白的光柱撕开了前面的黑暗，把整条山沟照得跟白天一样。光柱顺着石壁往上扫，扫到地面往上十四五米的地方，停住了。

    我们都看见了。

    一个人贴在山壁上站着。红色的，从头到脚的红，那衣裳在探照灯底下反着一层亮亮的光，不是棉布的反光，也不是绸缎的，像是刷了一层什么东西，又薄又脆，风一吹就抖。头发是短的，齐耳的长度，黑黑的搭在脸两边。她背对着我们，后脑勺朝着整支部队的方向，脚跟踩着光秃秃的石壁，脚尖朝前，就那么稳稳地戳在垂直的岩面上。风从山谷穿过去，把那身红衣裳的下摆吹得微微摆了一下，轻飘飘的，像纸片被掀了掀角。

    她还在哭。

    我看见我旁边那个河南兵的枪管在抖，指头搁在扳机护圈外面，关节白得发青。营长站在队伍最前面，脖子上的喉结上下滚了一下，好半天才发出了声音，沙沙的，压得很低：所有人听令，不准开枪，往后撤，先拉开距离。

    我们一步一步往后退，脚下碎石滚动的声响在安静的山谷里格外刺耳。那红衣裳的女人的哭声一点没变小，甚至还高了一些，像知道我们怕了。营长带队退出去二十多步，站住了，又下了一道令：举枪，对天鸣枪，准备。

    一百多支步枪同时举起来，枪口朝着黑沉沉的天空。营长喊了那个字——

    枪响的那一刹那，那个红衣裳的女人原地跳了起来。她贴着石壁往上弹，像一只被惊飞的鸟，脚尖在光秃秃的岩面上一点就起来了，整个人往上拔了好几米高。我们的枪声炸响在山谷里，当当当的声音震得人耳朵发麻，就在这一片混乱的枪响中，她又弹了一下，这一下更高了，直接跃过了山顶的那道线，一抹红色的背影一闪，就消失在了山脊后面。探照灯手慌忙把光柱追上去，只照到空荡荡的山顶，灰白色的石头在灯光下安安静静的，什么都没有了。

    枪声停了好一会儿，山谷里的回音还在嗡嗡地转。没人说话，只听见粗粗的喘气声。我旁边那个河南兵把枪放下了，蹲在地上拿袖子擦脸，不晓得是汗还是别的什么。营长下令清点人数、检查弹药，所有人原地待命，探照灯不许关，继续照着那片山顶。

    我们就那么守到了天亮。营长坐在一块石头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头明灭着，映在他那张被山风吹黑了的脸上。他什么都看见了，可什么也没说。我们这些人也都看见了，可谁也没法用训练课上学过的任何一条知识解释那个东西——她凭什么能站在垂直的岩面上，凭什么一蹦就能越过十几米高的山顶，凭什么那身红衣裳在灯底下反光反得像张纸，凭什么她哭了那么久，嗓子不哑，气不断。

    天亮之后我们收队回村。那天开始她再也没哭过了。村子安静得跟换了个地方一样，鸡照常打鸣，狗照常在路边趴着，老百姓出来看我们的眼神不一样了，有送鸡蛋的，有送咸菜的，村干部握着营长的手说了好些感谢的话。营长笑得很僵，嘴角提了一下就放下了，接鸡蛋的时候手指头顿了一下。

    我们又在村里住了四天。那四天夜里安安静静的，静得让人不习惯。第五天早晨拔营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村子，红砖墙、泥巴路、村东头那口老井上的辘轳在风里转了小半圈，吱呀响了一声。我旁边一个战友说了句，昨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那个红衣裳的在山顶上跳。另一个人立刻低声说别讲了。那两个声音很快就被队伍前头的脚步声盖过去了，可那句话一直跟着我走了很远。

    后来演习结束了，各回各的连队，那件事没人再正式提过。只在偶尔喝酒的时候，几个当天晚上在场的战友凑到一起会低声说几句——那红衣裳到底是什么东西，到底是不是个人，谁也说不上来。有人说可能是山里什么成了气候的精怪，有人说是什么肉灵芝化形了，还有人说东北老林子里有人参精穿衣裳的传说。然后话题就断了，没人往下接。各自端起杯子把剩下的酒闷了。

    窗外是东北夏天黑得晚的天，蓝得发紫，山的影子重重叠叠地压在天边上。有一回我在营区值夜哨，半夜三点多起了风，风从远处的山脊上灌下来，呜呜地响着。我站在哨台上，耳朵不自觉地竖起来了，盯着那片黑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