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交多少，你就得交多少，没有道理可讲。现在至少还有一封信、一张纸、一个数字，咱们能算，能争，能申诉。”

    秦家的代表是七个人中唯一一个在官场上待着的——宁波府学教授秦守正，今年五十八岁，管着府学的学田和学租，同时也兼着一些地方上的采买。

    他的身份让他比其他六个人更接近官府，也让他更清楚朝廷这些年的变化。他一直没有开口，只是默默地听着，偶尔端起茶杯抿一口。

    现在他终于说话了，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教书先生特有的平稳和清晰：“我来说一句吧，你们说的都有道理——税收重了，利润薄了，日子不如以前好过了。”

    “这些都是事实，我不反驳。但我还想问一句——在座的各位，有谁觉得咱们能像福建那样，硬扛到底？”

    这句话一出，阁楼里的空气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拽了一下。不是风，不是动静，而是一种所有人同时屏住呼吸之后形成的、无声的真空。

    片刻之后，秦守正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依然不高，依然平稳，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讲台上放下来的一块砖：“没人觉得能扛，对吧？我也觉得不能扛。”

    “既然不能扛，那咱们坐在这里发牢骚，发完了之后，接下来该怎么办？”

    他说完之后就闭上了嘴，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茶是凉的，但他没有皱眉，慢慢咽了下去，像是那口凉茶正好能润一润他刚刚说了太多话的喉咙。

    阁楼里安静了，那种安静和之前都不一样——之前的安静是震惊的安静，是难以置信的安静，是还在消化消息时的那种茫然的安静。

    而现在的安静，是所有人都已经把消息消化完了、把愤怒也释放完了、把恐惧也掂量过了之后，面对着“接下来怎么办”这个问题时的那种沉默。

    那种沉默更沉，更重，更像是一块压在桌面上、没有人能抬得动的石头。

    方世昌第一个打破了沉默，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像是海风灌进嗓子里的那种干涩：“接下来怎么办？我的船队在港里停了四天了。”

    “走货的船，哪一艘不是几十万两银子的本钱？以前走一趟吕宋，回来的时候货舱装满，能赚十倍。以后走一趟吕宋，回来的时候银子还在，但交完税，赚的就只有以前的两、三倍了。”

    他苦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没有欢喜，只有一种被风浪拍打过太多次之后的疲惫：“船队不能一直停着——船停了，水手就要吃饭，码头就要付租金，货舱里的货就要发霉。我只能走，哪怕赚得少了，也得走。”

    林文远接过了话头，他的声音依然平稳，但带着一种冷峻的、像是已经算过无数遍账目之后的笃定：“林家绸庄的账，我已经让人算过三遍了。”

    “上等丝绸占林家出货的六成，五税一之后，利润只剩以前的一半多。”

    “但这还不算完——商税一加，地方上那些以前靠‘通融’过日子的衙役、税吏，日子就不好过了。”

    “以前他们能从咱们的‘通融’里捞到油水，以后朝廷的税制清清楚楚，他们想伸手就得掂量掂量。”

    “但正因为伸手的难度变大了，他们可能会在其他地方找补回来。”

    他的目光微微转向沈德润：“沈兄，你是本地士绅中最有威望的。你看，这事我们能不能和知府衙门通个气，看看他们对商税的执行会是什么尺度？”

    沈德润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开口了：“通气的办法，有。但通完气之后，能改变什么？知府衙门也得按朝廷的规矩办，这是圣旨，是已经定下来的事。”

    “我们去找知府，知府最多说一句‘本官按律行事’。他能给我们网开一面吗？不能。他会冒着丢乌纱帽的风险，替我们偷偷减税吗？不会。因为朝廷的锦衣卫、东厂、西厂，都在盯着。”

    他停了一下，目光在众人脸上扫了一圈：“与其去通气，不如想想怎么在规矩里面找到自己的活路。新规之下，谁先适应，谁就先活下来。”

    方世昌的手又动了，这一次是握成了拳头，搁在桌面上，指节微微泛白。

    他在心里盘算着船队下一步的走向——要不要减少高税货物的比例？要不要多运一些三十税一的民生货物？要不要调整航线，避开那些检查特别严的港口？他没有立刻回答，但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轮廓。

    胡敬之喝完了最后一口凉茶，放下杯子，杯底碰到桌面的声音很轻，但在安静的阁楼里格外清晰：“药材行的账我也算过了。”

    “药材走的是三十税一，影响确实不大。但我有一件事想问在座各位——朝廷收上来的税，会用来做什么？”

    他停了一下，像是在给这个问题一个落地的空间，然后继续说下去：“国库满了，就能修路、修桥、治水、赈灾。这些事以前朝廷也做，但做得拖拖拉拉、半半拉拉，因为银子不够。”

    “现在商税收上来了，银子多了，如果朝廷真的把路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