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岁大朝贺、元旦、冬至、万寿节等重大典礼，仍御紫禁城奉天殿受朝。

    两处宫殿，两种功能，两套体系，互不冲突，互不干扰。

    朱厚照在发出通知之前，心里是做过准备的。

    他知道这件事在礼法上并非没有争议，毕竟紫禁城是太祖以来历代皇帝的正宫，是天下人心中的皇权象征，皇帝不住在紫禁城里而搬到一座新建的行宫去，多少有些离经叛道。

    他在心里预想过几种可能——会有文官上书劝谏，会有人引经据典说“祖宗之制不可轻废”，会有御史递折子说“陛下此举恐失人心”，他甚至想好了应对的话术和可能需要的让步。

    他等了两天。

    然而在这两天里，通政院没有收到任何一道关于“皇帝移居承天宫”的劝谏奏疏。

    六部诸司的官员们像往常一样办事，该递公文的递公文，该报账目的报账目，没有一个人在奏章里提到“承天宫”三个字。

    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个衙门，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陛下此举不妥”。

    就连那些平日里最喜欢在细枝末节上引经据典的御史们，也出奇地安静，像是这件事根本不值得他们费笔墨。

    朱厚照一开始有些意外，但仔细一想，便明白了。

    原因其实不复杂，甚至可以说很简单。

    第一个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他在位不到两年，但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做的事情已经足够让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官员重新掂量“劝谏”这两个字的分量。

    他从登基之初便抬棺入殿，当众揭发了刘文泰弑君案，将内阁三辅臣刘健、谢迁、李东阳悉数拿下，诛其九族。

    他设立了六军都督府，将兵权从文官手中彻底剥离，全国数十万大军尽数听命于皇帝一人。

    他抄没了福建全省五千余户、二十余万士绅的家产，主脉处死，旁支流放，田产充公，祠堂夷平。

    这些事情，每一件单独拿出来，都足以让一个皇帝在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把它们全部做完了。

    他的威望，已经不是在朝堂上靠道理和规矩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一次次雷霆手段中、在抄家灭族的刀光中、在数十万大军的甲胄声中积累起来的。

    那些官员们心里清楚，眼前的这位皇帝，已经不是他们可以用“祖制”两个字来约束的人了。

    昔年的太祖洪武皇帝、太宗永乐皇帝，大约也就是这般威势了。

    第二个原因，是地理上的便利。

    从六部官署到承天宫的距离，并不比从六部官署到紫禁城奉天殿远多少。

    承天宫在西苑太液池西南岸，紧邻着皇城西侧，六部官署在皇城正南，中间隔着几道街巷，但路程不过两刻钟的工夫。

    官员们早起上朝，从前去奉天殿要走多久，如今去承天殿也差不多，脚程上没有太大差别。

    既然路程没有变长，时间没有多花，那在哪座宫殿上朝，对于他们来说差别并不大。

    一座是紫禁城里的奉天殿，一座是西苑里的承天殿，都是皇家的宫殿，都是皇帝御座所在的地方，何必为了这种细枝末节去得罪一个已经威加海内的皇帝？

    第三个原因，是朱厚照自己在搬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把话说清楚了。

    他在通知里写得明明白白——日常视朝、批阅奏章、接见臣工、整军练武，在承天宫办。大朝贺、元旦朝贺、冬至朝贺、万寿节朝贺，仍御紫禁城奉天殿。

    两处宫殿，两种功能，两套体系，互不冲突，互不干扰。这不是要放弃紫禁城，不是要抛弃祖宗基业，只是把日常办公起居从紫禁城搬出来，搬到一个他认为更安全、更方便的地方去。

    那些礼仪性质的、需要满朝文武参加的大典，还是在紫禁城奉天殿办，一点没少。

    官员们算了一下，觉得这个安排可以接受。

    皇帝不是不要祖宗的宫殿了，只是不住在里面了，但还是会在里面举行大典，皇家的体统没有丢，祖宗的规矩没有废，那还有什么好反对的？

    这三个原因叠加在一起，便形成了朱厚照预期中的“可能会有人劝谏”最终没有发生的局面。

    所有的官员，从六部尚书到最末流的给事中，都默契地保持了沉默。

    没有人递折子，没有人上书，没有人引经据典地说“陛下此举不妥”。

    通政院的案头上，关于承天宫的奏章堆积为零。

    朱厚照知道这件事之后，只是在承天殿的御座上坐了一会儿，嘴角微微翘了一下，没有多说什么。

    他不需要多说什么，因为那些官员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表态——他们接受了，或者说，他们不敢不接受。

    但朱厚照并没有因为没有人劝谏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他心里很清楚，承天宫是一座安全的宫殿，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