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开口：“去城南，那边还有几个村子没走到。”

    钱宁没有问为什么，只是应了一声，然后跟着江彬朝城南的方向走去。

    城南的村子比城北更偏僻一些，距离曲阜城约莫七八里路，进出只有一条泥土路，下雨天泥泞难行。

    江彬和钱宁到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了，春日的阳光隔着薄薄的云层洒下来，照在刚刚返青的麦田上，泛着一层浅绿色的光泽。

    他们在村口遇到一个挑着水桶的老人，六十多岁，背已经有些驼了，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的，像是左腿受过伤。

    江彬走上前去，客客气气地打了个招呼，问了句老人家这附近有没有能借宿的。

    老人打量了他们几眼，大概是觉得他们不像坏人，便指了个方向，说村东头有户人家空着一间偏房，以前住过走南闯北的货郎，应该能住人。

    江彬道了谢，但没有立刻去村东头。

    他在水桶旁边蹲下来，像是歇脚的样子，随口问了一句：“老人家，您在曲阜住了多少年了？”

    老人放下水桶，在路边的石头上坐下来，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一辈子没出过曲阜。“

    “那您对孔家，应该很熟吧？“

    老人的手微微顿了一下，然后继续擦汗，动作没停，但江彬注意到了那一瞬间的停顿。他没有催促，只是安静地等着。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老人才开口，声音很低：“孔家……是曲阜的天。曲阜的天，姓孔。”

    他没有再多说什么，但那一句话的分量，已经足够让江彬和钱宁明白很多事情了。

    他们再三道谢之后朝村东头走去，在借宿的那户人家安顿下来之后，江彬对钱宁说了一句话：“这个村子，有我们要找的人。”

    钱宁问：“你确定？”

    江彬点了点头：“那个老人的眼神，不对劲。”

    “他说''曲阜的天姓孔''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东西——那不是认命，是恨。一个已经认命的人，不会有那种眼神。”

    接下来的几天里，江彬和钱宁在这个村子里住了下来。

    他们白天出去走动，在田间地头和人闲聊，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和晒太阳的老人说话，慢慢地把这个村子里的情况摸清楚了。

    这个村子叫柳河庄，村里住着几十户人家，大多姓王。而关于孔家的“传说”，在这里流传得比别处更多、更密、更让人心惊。

    一个村民说，前两年孔府要在村子北面修一条引水渠，占了几家人的地，但一亩地只给了三钱银子的补偿。

    那几家人不肯，去县衙告状，结果状纸被退了回来，说是“孔府修缮水利，乃一县之福，不可阻挠”。

    当晚，带头告状的那户人家的男主人，就被人打断了双腿，再也没能站起来。

    另一个村民说，村西有一户人家，闺女被孔府的一个旁支子弟看中了，上门提亲被拒，当天夜里那户人家的房顶就着了火。

    幸好发现得早，没有人丧命，但那户人家从此再也不敢在村里待下去了，连夜搬走了。至于搬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

    还有一个村民压低声音说：“你们知道''孔春税''吧？说是朝廷加的税，其实是孔府自己收的。前年收了一回，去年又收了一回，今年恐怕还要收。”

    “收不上来就搬东西、锁人、牵牲口，什么都能抵税。”

    “上个月村东头的老周家交不上，孔府的人把他家闺女带走了，说是''做工抵税''。老周哭了一夜，第二天就病倒了。”

    江彬把这些话一条一条地记了下来，记在心里，也记在纸上。

    钱宁负责核对人名和细节，确保每一条信息都能追溯到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件。他们待了将近十天，把这个村子的底细摸了个七七八八。

    然后，他们遇到了老王头。

    老王头是村南头的一个孤老头，六十多岁，瘦得像一根干柴，走路的时候左腿拖在地上，像是使不上劲。

    他没有地，没有房，住在村外一间用土坯搭的窝棚里，靠着给村里人打短工过活，有时候帮人挑水，有时候帮人看牛，挣几个铜板换口吃的。

    江彬第一次见到老王头的时候，他正蹲在窝棚门口，面前放着一只豁了口的粗瓷碗。

    碗里是半碗稀粥，米粒屈指可数，汤水清得像刷锅水。他端着那只碗，一勺一勺地往嘴里送，每一勺都喝得极慢，像是在数着米粒的数量。

    江彬在他旁边蹲下来，没有急着说话，就那么安静地蹲了一会儿，然后开口问了一句：“老伯，您这腿，是怎么伤的？“

    老王头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喝粥，像是没有听到江彬的问话一样。江彬没有催促，就那么安静地等着。

    过了很久，老王头终于放下了碗。他没有看江彬，目光落在远处那片灰蒙蒙的天际线上，声音沙哑而干涩，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