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毅骑一匹黄骠马随行，侍卫们簇拥在前后左右。

    “胡知县，你们随我四处走走吧。”彭刚对胡春芳等人说道。

    胡春芳和唐廷枢也各自骑上青骡跟上。

    出了火车站大门，门口是一派热闹匆忙的市井景象。

    两旁的墙上、柱子上贴满了宣传海报，有的画着喷着蒸汽的火车在铁轨上飞驰，有的画着乘客坐在宽敞明亮的车厢里谈笑风生。宣传海报上的字迹也十分醒目。

    “武昌至纸坊火车十二月十一通车，半时辰可达，风雨无阻。”

    “票价低至三十铜圆，老少咸宜。”

    几个背着书包的半大孩子站在海报前，在大人的催促下伸着脖子磕磕绊绊地念完上面的字，念完了互相推操着笑成一团。

    1850年代，欧洲三等车厢票价大约是普通工薪阶层日薪的一半，粤汉铁路公司定的票价要比江夏县寻常青壮劳力半日收入稍高一些。

    当然，江夏县作为湖北首县，经济底子本来就好，加之北殿这几年的经营，江夏县百姓收入相对较高，其他地方的百姓收入未必能达到这个数。

    此时欧洲各国的铁路票价体系已经较为成熟，车厢已有等级之分，通常分为一、二、三等，不同等级的车厢票价阶梯分明，价格悬殊。

    而且此时欧陆诸多铁路公司的三等车厢票和现代人印象中的三等车厢票不是一回事。没有座位倒是其次，三等车厢只是四周有围栏的敞篷板车，事实上这些载人的所谓三等车厢就是用拉货的板车改的。饶是如此，于此时欧陆乃至英伦工薪阶层而言，乘坐三等车厢出行仍旧是需要斟酌的奢侈消费。除却车厢，此时的列车亦有等级之分，例如为保障高净值客户的体验，一等列车不仅所牵引车厢少，也不会在小城市的车站停留，只专门运营大城市之间的线路，以便最大限度提高速度。

    毕竟穷人在乎票价，富人在乎时间。

    不过胆子大，身手矫健的话，也可以扒火车省车票钱。此时扒火车不只是南亚阿三们的专属，欧洲人和美利坚人也扒火车。

    火车站外围摆放着小摊，摊位上摆着竹木制作的火车模型，大大小小，简单的，精致的，应有尽有，大的两尺馀长，小的只有巴掌大小。

    甚至还能看到几个匠人盘腿坐在自己的摊位后面，手里正用刻刀雕着火车头，木屑纷纷落下，模型已初具雏形。

    摊前围了好些孩子，眼巴巴地看着那些模型，有的手里攥着几文钱，尤豫着该买大的还是买小的。还有孩童拉着大人嚷嚷着要买，被大人训斥的，亦有和商贩谈价还价的大人。

    彭刚对身边的彭毅道：“回头让人买几个，带回王府，带给你侄儿侄女玩。”

    彭毅应了一声，吩咐一旁的随从去买几个精巧的木制火车模型回去。

    彭刚没有急着去造纸厂，而是勒马缓缓而行，在纸坊附近随处走了走。

    纸坊不大，骑在马上，半个时辰就能转一圈。

    纸坊多水塘，附近能看到三三两两的塘主在抓鱼，不远处是连绵的丘陵，山上长满了毛竹，青翠欲滴。路旁的沟渠里，几只鸭子和鹅在觅食，见马队过来，扑棱着翅膀跳上岸，嘎嘎叫着跑开了。彭刚先后视察了纸坊的五个蒙学堂。

    这些学堂有的设在祠堂里，有的设在寺庙，有的设在腾出来的民宅里，都收拾得干净整齐。只有一所高级蒙学堂是专门为办学兴建的，规模也最大，能容留八百蒙童就学。

    只是随着百姓物质条件愈发好，绝大多数江夏县百姓不必再为基本的维生口粮发愁，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主动把自家算半个劳动力的孩子送到蒙学堂就学，蒙学堂也显得不够用，拥挤不说，很多蒙师甚至不得不在室外授课或者借用临近的民宅授课。

    农业时代乃至工业时代中前期，底层人家有行动能力的孩童都算半个劳动力，19世纪中国底层的孩童要干农活，英国底层的孩童也要钻烟囱、下一些成年人进不去的矿洞。

    直至二十世纪，彭刚的父辈不上学时也要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眼下彭刚缺的不仅是学堂，蒙师也缺。

    尽管武昌师范学堂每年都扩招，去年还在湖南创建了长沙师范学堂，但蒙师的数量仍旧供不应求。彭刚现在已经考虑等罗大纲在广东缴获的金银运抵武昌后，明年在江陵、南阳、九江也开设师范学堂培养蒙师，再多修建一些蒙学堂和中级学堂。

    彭刚在纸坊高级蒙学堂窗外驻足，听着里面传出的朗朗读书声，孩子们的声音清脆稚嫩，念的是拼音，也有念算学口诀的。

    另一间教室里，传来劈里啪啦拨算盘的声音，孩子们的手指在算盘珠上飞快地跳动，练习使用算盘。“纸坊五个蒙学堂，适龄蒙童有六成都入学了，明年入学的蒙童只多不少。”胡春芳亦步亦趋跟在彭刚身后。

    彭刚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