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刚点点头，看着刘齐衔说道：“如今广州已经光复，通商亟待恢复，我打算让你去广州。”言毕，彭刚朝一旁的殿前承宣官李旭诚使了个眼色。

    刘齐衔心中一凛，果然被他猜中了。

    李旭诚走到书案前，拿起一份早已拟好的文书，缓步踱到刘齐衔面前，展开文书，逐字宣读道：“刘齐衔听令！兹任命刘齐衔为广州海关关长，主持广州海关恢复通商事宜，署理广州口岸一切海关事务。”刘齐衔正欲双手接过任命文书谢恩，不料李旭诚还没读完，继续宣读道：“同时任命刘齐衔为广东禁烟局局长，兼署广东全省禁烟事宜。”

    彭刚素来同毒势不两立。

    即便是起兵之前，彭刚经济最为窘迫，以贩炭为生的那段时期，有浔州府的本地大烟贩子邀请他添加烟土生意，将烟土贩卖到平在山、紫金山地区，也被彭刚严词拒绝。

    彭刚起兵麾下的部队至今仍旧是每下一城必捣毁城内烟馆，株连大烟贩子九族。

    北殿对待清军俘虏，有大烟瘾者和无大烟瘾者也一直是奉行两套完全不同的标准。

    对不抽大烟的清军俘虏，通常会宽松许多，核实系良家子弟，乃被裹挟从军，手上并无血债的，愿意留下的就留下，不愿意留下的发口粮盘缠遣散回家。

    有大烟瘾的，重则就地处决，以儆效尤，轻则发配到各个矿场下矿，能不能活下来全看造化。定鼎武汉三镇之后，北殿依旧奉行严格的禁烟政策，严查入境的外国商船是否夹带烟土，一经查实，顶格处理。

    北殿不仅查外国的洋烟土，云贵的本土烟土也查。

    区别只是进口烟土一般归湖北查，云贵本土的烟土一般归湖南查。

    罗大纲征粤期间提交的报告彭刚都看过。

    1850年代中叶，内陆地区的烟患虽然也不容乐观，但和沿海的粤闽浙三个受福寿膏倾销最为严重的省份，尤其是和烟土流毒最深的广东省相比还是要好上许多。

    彭刚目前最大的两个基本盘省份湖南、湖北，尽管也查封了不少大烟馆，查获销毁了大量烟士。但比起连码头苦力都能沾染上吸食大烟恶习，年消费福寿膏量道光初年就以万担计的广东。湖南、湖北两省的烟患在1850年代在全国各个省份中算是轻的，湘鄂两省即便是在北殿统治之前，烟土年消费量也不及广东的广州府一府。

    就吸烟土波及广度而言，湘鄂两省也更多集中于富农以上比较富裕的阶层，不似广州，连码头苦力都将福寿膏视为生活社交之必须品，有事没事都得整上几口。

    当然，不止是广州，沿海五口开埠口岸所在的省份都是全国烟患的重灾区，毕竟以英国为首的洋人在这些沿海省份倾销起来更加容易。

    至于内陆，内陆烟患最为严重的省份是云贵川，这些省份的福寿膏主要来源不是进口，而是系云贵两省自产。

    1850年代，云贵两省的烟患已有向鄂湘等地蔓延的趋势，只是随着彭刚入主鄂湘，云贵福寿膏输入鄂湘的渠道被彭刚物理斩断了，以雷霆手段扼制住了这一趋势。

    广东的烟患要比鄂湘两省严重得多，必须在广东设立专门负责禁烟的禁烟局长期负责禁烟工作，执行比鄂湘两省还要严格的禁烟政策，方有希望杜绝广东的烟患。否则难免步清廷的后尘，烟患禁而不绝。宣读毕，李旭诚这才将文书合上，双手递给刘齐衔。

    刘齐衔双手接过委任书谢恩，彭刚凝视刘齐衔良久，语重心长地说道：“诸省之中，以广东烟毒为祸最深，广东城城有烟馆，省垣广州更是一二百步一烟馆，整个广东被大烟搞得乌烟瘴气不说，还波及临省。罗大纲查抄西关十三行，光西关十三行的烟土就查封了三万多箱。这些年英夷为首的洋人，明着把福寿膏一船一船地往中国运，广东首当其冲。”

    说着，彭刚拿起早已摆放在案牍上在广东查获的福寿膏清单递给刘齐衔。

    刘齐衔接过这份由罗大纲提供的清单仔细查看了起来，越看越是触目惊心，罗大纲在广东所查缴的烟土是他岳父林则徐昔日在虎门所销烟土的近三倍。

    彼时林则徐在虎门所销之烟皆为洋烟，而罗大纲征粤所查缴之烟土不止有洋烟，还出现了数量可观的云烟、贵烟。

    道光十六年的禁烟之议中，驰禁派代表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变堵为疏，以土抵洋，主张解除国内种植罂粟的禁令，利用产量扩大后的廉价土烟在市场上自发抵制价格更高的洋烟的设想正在实现。

    虽说目前满清对福寿膏的态度暧昧不清，福寿膏明面上尚未合法化，不过就当下的福寿膏泛滥的现实和未来的历史走向而言，确实是驰禁派赢了。

    严禁派代表人物林则徐在经历了福寿膏战争的宦海浮沉后，态度也发生了松动变化。

    1847年林则徐担任陕西巡抚时，在给学生江西抚州知府文海的信中曾写道：至于变通之说，鄙意亦以内地栽种大烟草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若内地果有一种黄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