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听声音，靠鼻子闻气味。在江上，眼睛要看水纹，耳朵要听水声，甚至要用手去感受水流的缓急。

    第四天，他们开始学习更复杂的渔法——“叉鱼”。这是夜晚的活计。

    天黑后，张永江点亮一盏煤油灯，灯上加了个铁皮罩子，只留一个方向透光。他带着刘二愣子和大柱上船，把船划到一处浅滩。

    “叉鱼要在晚上，鱼看不见人，”老人低声说，“用灯光照水面，鱼会被光吸引过来。看到鱼影，就下叉。”

    他把灯挂在船头，灯光照在水面上，形成一片光晕。几个人屏息静气地盯着水面。

    约莫过了十分钟，水面上出现了几条黑影——是鱼！它们在灯光下游弋，时而露出银白色的肚皮。

    张永江慢慢举起鱼叉——那是一根长竹竿，头上装了三根铁齿。他瞄准最大的一条黑影，猛地刺下去！

    “哗啦”一声，水花四溅。竹竿抬起时，上面叉着一条一斤多重的鲤鱼，还在挣扎。

    “到你们了，”老人把鱼叉递给刘二愣子。

    刘二愣子学着张永江的样子，举叉，瞄准——但他高估了水的折射。叉子刺下去，离鱼还有半尺远。鱼受惊，尾巴一摆，消失了。

    “水里的鱼，看着比实际位置浅，”张永江说，“要往深里叉一点。多练几次就掌握了。”

    大柱和二牛也试了，都没成功。但没人气馁，反而更来劲了——这种原始的捕鱼方式，比用网更有挑战性，更像打猎。

    那一晚，他们在江上待到半夜，叉到了四条鱼。虽然不多，但每个人都体会到了那种原始的、与鱼斗智斗勇的乐趣。

    回到张家，张永江的老伴儿还没睡，烧了热水让大家泡脚。老人的儿子——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也刚从江上回来，带回来半篓嘎牙子鱼。

    “今天收获不错，”张永江的儿子叫张建国，是个憨厚的汉子，“开江后这几天，鱼最好打。等过些日子，鱼散了，就难了。”

    刘二愣子问：“张大哥，你们一年能打多少鱼？”

    张建国算了算：“好的年景，四五千斤吧。但这两年不行了，鱼少了。我爹说，他年轻时候，一网下去能打上百斤。现在，十斤就算丰收了。”

    “为什么少了？”

    “多种原因，”张建国叹气，“一是打的人多了，二是江水不如以前干净了，三是……有些人用电鱼、炸鱼，把鱼苗都祸害了。”

    张永江接过话：“所以我听曹大林说你们搞生态狩猎，心里就赞成。山上的猎要保护，江里的鱼也要保护。要是光打不养，早晚得打光。”

    接下来的几天，张永江把毕生的经验倾囊相授。他教他们看天气预测鱼情：“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有晚霞的第二天，鱼活跃；乌云压顶要下雨，鱼会往深处躲，不好打。”

    教他们根据水色判断鱼群：“水色发黄，有鲤鱼；水色发青，有草鱼；水色清澈见底，鱼少。”

    还教他们制作各种鱼饵：用玉米面、豆饼、酒糟混合发酵，做成的饵料最能吸引鱼；用蚯蚓、虫子，钓肉食性的鱼；用草叶、菜叶，钓草食性的鱼。

    刘二愣子学得如饥似渴。他发现，打鱼和打猎有很多相通之处：都要了解“猎物”的习性，都要选择合适的地点和时机，都要有耐心，都要懂得“可持续”的道理。

    唯一不同的是工具和场地。在山里，他端着枪，在树林中潜行；在江上，他撒着网，在波涛中起伏。但那种与自然博弈、靠技艺生存的本质，是一样的。

    三月三十一日，是他们学习的最后一天。张永江决定带他们进行一次完整的捕鱼作业——从看水情、选地点，到下网、收网、处理鱼获，全程参与。

    清晨五点出发，划船到江心一处洄水湾。张永江观察水纹，判断这里有鱼群。他们下了三挂网，撒了五次旋网，还用鱼叉叉了几条。

    到中午收工时，鱼篓里装了三十多斤鱼：鲤鱼、鲫鱼、鲶鱼、白鱼，还有几条珍贵的鳌花。

    “这些鱼，你们带回去，”张永江说，“让草北屯的乡亲们尝尝松花江的味道。”

    下午，刘二愣子和张永江正式谈合作。刘二愣子转达了曹大林的设想：草北屯合作社与永吉屯渔民合作，共同开发松花江渔业资源。合作社提供生态管理的经验，帮助建立可持续的捕鱼规范；渔民提供技术和场地，教合作社的猎人学习捕鱼。

    张永江很感兴趣：“这个主意好！我们这儿正愁鱼越打越少，要是能规范起来，让鱼休养生息，对大家都好。”

    他提出了具体的建议：“第一，划定禁渔区——产卵场、鱼苗密集区不能打；第二，规定禁渔期——春天产卵季节要休渔；第三，限制渔具——禁止用电网、炸鱼；第四，人工增殖——定期往江里放鱼苗。”

    这些建议，和合作社的生态狩猎理念完全一致。刘二愣子当即表示赞同，并邀请张永江秋天去长白山，指导合作社开展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