杖”。

    王满银也给了她建议，只能通过劳动与创作重新证明自己。这种“被迫独立”，让她从“依附型人格”转向“独立型人格”。

    也许这不一定是好事，但对现阶段的杜丽丽来说，是最聪明的选择。

    王满银把《黄原文艺》合上，搁在桌子左上角，才发现报纸底下还压着三封随报刚送来的信，牛皮纸信封被报纸压得边角发皱。

    他先随手拿起最上面一封。地址是柳岔公社文化站，字迹清瘦秀气，一笔一划都带着城里人的讲究——寄信人就一个杜字，王满银知道是杜丽丽的。

    信封鼓囊囊的，不用拆也知道，里面多半夹着新写的稿子，散文、诗歌，或是一篇还没敢投出去的通讯。

    他随手放在一边，等忙完正事再看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