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要的是精神同频。是两个人能聊艺术、聊理想、聊人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那种默契。

    她能跟武惠良聊什么？聊他县里今年打了多少粮食？聊他在常委会上跟谁拍了桌子？

    武惠良能给她什么？一个县委常委家属的身份？一套县政府的家属院？逢年过节有人上门送两斤猪肉？

    她不要这些。

    她要的是能让她心动的人，是能跟她站在同一个高度看世界的人，是懂她舞蹈里每一个转身、每一次抬手背后藏着什么心思的人。武惠良能懂吗？他怕是连芭蕾舞和民族舞都分不清楚。

    退一万步说，就算武惠良样样都好，好到无可挑剔，她也压根没想过留在陕北。

    她的家在京城，她的人脉在京城，她的事业也在京城。文工团撤编的事虽然还没定，但她已经想好了退路——去卫生系统，当个护士或者行政人员，安稳，体面，离家近。

    让她嫁到陕北来，在县城的土街上过日子，天天面对着一群说着土话、抽着旱烟、蹲在墙根晒太阳的陕北老乡？

    她接受不了。

    不是她看不起谁。她是北京长大的姑娘，她的一切都在那里。她的根在京城，不在黄土高原。

    所以武惠良再好，也只能是路过的一个风景。看一看，赞叹两句，然后该往哪儿走还往哪儿走。

    朱琳把手从裤兜里抽出来，那几颗大白兔奶糖留在兜里，没动。她转过头，看着车外飞速后退的黄土山峁，风把她的短发吹到脸上，痒痒的，她也没去拨。

    车厢里，武惠良还在说话，声音低沉平稳：“……延水关那场最辛苦，舞台搭在河滩上，晚上风大，你们穿演出服怕是要冷，我已经让公社准备了几盆炭火，放在后台……”

    朱琳听着，没接话。

    她在想，等到了黄原，等演出结束，等武惠良哪天鼓起勇气把话挑明的时候，她该怎么拒绝。

    这种事情她经验多。

    不能太生硬，伤了人家的体面。也不能太委婉，让人家觉得还有希望。最好的办法是客客气气的，把话说清楚，不留余地，不拖泥带水。

    就像上次团里那个搞行政的干部，写了三页纸的情书塞到她琴谱里，她第二天就把信还了回去，说了一句“谢谢你的好意，我们不合适”，从此见了面还是正常打招呼，对方也知趣，再没纠缠。

    对武惠良，也只能这样。

    毕竟人家是县委常委，又是这次慰问的接待干部，面子上要过得去。不能让人家下不来台，也不能影响工作。

    朱琳想到这里，轻轻舒了口气，像是把这件事从心里放下了。

    车队拐进一道山沟，两边的山靠得更近了，路也更窄。车轮碾过碎石，哗啦啦响，卷起的黄尘从车厢后面翻涌上来，像一条土黄色的尾巴拖在车后。

    有人咳嗽起来，有人拿毛巾捂嘴，周小梅把蒙脸的毛巾又紧了紧。

    朱琳从挎包里掏出一条白手绢，轻轻掩住口鼻。手绢上有一股淡淡的肥皂味，是她昨晚上在招待所洗的，还没干透，带着一点潮气。

    武惠良从挎包里掏出一个军用水壶，拧开盖子，递过来。

    他没说话，也没看她，就那么递着，手伸在两个人中间，水壶的盖子已经拧开了，壶嘴朝着她那边。

    朱琳看了一眼水壶，又看了一眼武惠良的侧脸。他的下颌线绷得很紧，喉结微微动了一下，眼睛还是看着对面的车厢板，好像在数绳子。

    她犹豫了不到一秒。

    “谢谢，不渴。”她把手绢从嘴边拿开，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武惠良的手在空中停了一瞬，然后收回去，拧上盖子，把水壶塞回挎包里。动作很自然，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只是坐着的姿势变了一下——他把两条长腿收了收，膝盖并拢，背靠住了车厢板，不像刚才那样挺着了。

    朱琳把手绢重新掩住口鼻，眼睛看着车外。

    山越来越深，沟越来越窄，路越来越颠。

    黄原还远着呢。

    ………

    五月十六日傍晚，原西县工业局家属院的土院坝里还飘着灶火的烟味，风一吹，带着黄土和柴火混合的气息。

    王满银刚下班，干部服的袖口卷到胳膊肘，肩上挎着个帆布包，脚步慢悠悠跨进院门。一抬头，就看见孙少平斜靠在正窑门边。

    他手里捏着一本书，眼睛却不在书页上，目光虚虚地落在院坝外的山峁上，不知在想些什么。

    这小子已经不是几年前那个瘦条条的半大娃了。

    已经十六岁的他，个子蹿得快，快顶到门框上，肩背宽实，腰板天生就挺，站在那儿像棵刚长开的白杨树。

    脸型和他父亲一样，颧骨略高，皮肤倒像城里娃，不显黑的浅麦色，不糙，反倒透着一股子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