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硬生生被打发到绥德乡下的村子插队落户。

    从此父女相隔百里，一个困在干校牛棚，一个落在黄土乡村，遥遥相望，连见一面都难。

    窑外出操的哨声又急又长，干校里开始喧闹起来。

    出操就在干校门口的土场上。黄土夯实的场子，四四方方，比篮球场大些。

    一百五十来号人按连排班站好，牛棚那些专政的人单独列一队，站在最左边，靠着那堵矮土墙。

    乔伯年站在队列最后一排的末尾，前面是老潘和老孙——老孙是原来省水利厅的工程师，戴着一副断了腿用绳子绑着的眼镜，站得笔直，像个当兵的样子。

    “读语录！”老马站在队伍前头，手里举着一本小红书。

    一百多号人同时举起手来，语录本在晨光中显得格外红。乔伯年举着语录，嘴唇跟着动，声音不大不小——不能太小，小了说你不老实，不能太大，大了说你装腔作势。六年了，他早已学会了这个分寸。

    语录读完了，开始喊口号。老马喊一句，大家跟着喊一句。喊到“打倒”什么什么的时候，乔伯年嘴唇张了张，声音混在人群里，谁也听不出他喊了什么。

    早操不过是在场子上跑了几圈，然后散了，各自去窑洞门口的水缸边舀水洗脸。

    水是从坡下挑上来的窖水，存了一冬天，到了夏天已经发绿，带着一股子土腥味。

    乔伯年舀了半瓢水，倒在手心里往脸上抹了两把。水温温的，混着黄土，搓在脸上沙沙响。他低头看着水缸里自己的倒影——颧骨高耸，两颊凹下去，头发白了大半，乱蓬蓬地支棱着。

    他把自己收拾了一下，用手把水抿到头发上，往后拢了拢。今天不一样。今天小女儿乔红要来探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