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两个。”声音不大，说完转身走了。

    乔伯年站在坡上，看着老马的背影。风吹过来，卷起一层黄尘，迷了眼。他揉了揉眼睛，手指上沾着黄土，揉得眼眶发红。

    回到窑洞，他把那身脏衣裳脱了，又从铺底下拿出那件灰色衬衫穿上。衬衫上已经有了汗味儿，没办法，上午那一趟货已经把衣裳汗透了。他把领口抻了抻，又把裤子拍了拍灰，拿湿布把鞋面上的土擦干净。

    然后把炕上的铺盖卷了卷，把窑洞里属于自己的那点东西归置了一下——一个搪瓷缸子，缸子底磕掉了一块瓷，露出黑铁。

    一把木梳，齿断了几根；一封大儿子的信，纸已经揉得起了毛，叠得四四方方，压在枕头底下。

    他在炕沿上坐了一会儿，把那封信拿出来又看了一遍。

    信是大儿子年初寄来的，字迹工整，但纸皱巴巴的，看得出是写了又揉、揉了又写的。信上说母亲的病又重了些，咳得厉害，夜里睡不好觉，去医院看了，大夫说是慢性支气管炎加上心脏也不好，开了一些药，但药贵，不敢多吃。信的最后写了一句：“爸，我们都好，您保重自己。”

    乔伯年把这几个字看了很多遍。“我们都好”——他们不好，他知道。老伴身体垮了，大儿子在工厂里夹着尾巴做人，二女儿当了几年临时工转不了正，都顶着“走资派的子女”这个帽子，走到哪里都抬不起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