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一会儿，就看到了老大爷说的灰色二层小楼，楼体有些陈旧，墙面斑驳，门口的台阶上，坐着两个晒太阳的老头，眯着眼睛，慢悠悠地晃着腿，打着盹，一副悠闲自在的样子，门口果然挂着白底红字的牌子，写着街道办事处的字样，清晰明了。

    

    何雨柱整理了一下衣衫，深吸一口气，推门走了进去。办公室不大，摆着几张陈旧的木质办公桌，桌上堆着厚厚的文件、账本，还有墨水瓶、钢笔，显得有些杂乱。墙上贴着红色的标语，挂着行政区划地图，纸张有些泛黄，透着年代感。屋里很安静，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坐在靠窗的桌子后面，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中山装，正低头专注地写着材料，神情认真。

    

    何雨柱迈步走过去，在桌子前面站定，挺直了腰板，声音不高不低，却字字清晰，透着一股坚定，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显眼：“同志，我要控告。”

    

    工作人员闻言，停下手中的笔，抬起头，透过眼镜片看向何雨柱，脸上带着几分疑惑。何雨柱没有丝毫犹豫，继续说道：“我要控告何大清，北京人，1953年迁入保定，住在南关大街豆腐巷七号。他遗弃子女，整整六年，对亲生儿女不闻不问，不履行半点抚养义务，我要求你们依法处理。”

    

    这话一出，工作人员脸上的疑惑瞬间变成了震惊，眼镜片后面的眼睛瞪得溜圆，手里的钢笔僵在半空中，一滴墨水滴落下来，砸在纸上，洇开一团黑色的印记，他都浑然不觉。“遗弃罪？”他连忙放下笔，站起身，神色瞬间变得严肃起来，事关这种罪名，可不是小事，他不敢有半点马虎。“你是什么人？和他是什么关系？”

    

    “我是他儿子，何雨柱，专门从北京过来的。”何雨柱语气平静，却带着满满的沉重，“我还有个妹妹，今年十四岁，正在上初中，品学兼优。何大清走的那年，我十七岁，刚能撑起点事，我妹妹才八岁，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整整六年，他没有寄过一分钱，没有写过一封信，对我们兄妹俩的死活不管不问，任由我们在京城吃苦受累，这不是遗弃，是什么？”

    

    他的声音很平稳，没有大喊大叫，可每一个字，都像是沉甸甸的钉子，狠狠钉在桌面上，也钉进工作人员的耳朵里，透着无尽的委屈和愤怒。工作人员看着何雨柱真诚又坚定的眼神，听着这字字泣血的话语，心里也泛起了同情，同时不敢怠慢，连忙招呼何雨柱坐下，又拿起搪瓷缸，给他倒了一杯热水，递到他手里，语气缓和了不少：“同志，你先别着急，喝口水慢慢说，我们一定认真查，绝不敷衍。”

    

    说着，工作人员就翻开了桌上厚厚的户籍登记簿，本子陈旧，纸张泛黄，页脚都卷了起来，上面密密麻麻记着辖区内所有居民的信息。何雨柱坐在椅子上，捧着温热的搪瓷缸，指尖传来一丝暖意，可他的心跳却越来越快，紧张、期待、愤怒，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可他脸上依旧不动声色，尽量让自己保持镇定，目光紧紧盯着工作人员翻动书页的手。

    

    工作人员一页一页仔细翻找，手指划过一行行字迹，眉头慢慢皱了起来，神情愈发专注。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办公室里安静极了，只能听到纸张翻动的轻响，还有窗外偶尔传来的鸟鸣声。何雨柱屏住呼吸，手心微微出汗，心里默默祈祷，希望能顺利查到何大清的信息。

    

    过了好一会儿，工作人员终于停下了翻动的手，抬起头，看着何雨柱，开口说道：“查到了。何大清，1953年从北京迁入本辖区，原住址确实是南关大街豆腐巷七号，不过后来搬去了厂里宿舍，现在在保定第三纺织厂食堂当厨师，住在厂里的职工宿舍。”

    

    听到这话，何雨柱心里猛地一喜，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压在胸口的石头也挪开了一角，总算找到这个老登了！可他脸上依旧没有表露出来，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看着工作人员，语气坚定地说道：“同志，麻烦你们现在就联系纺织厂，把他叫过来，我要当面问清楚。要是他不肯过来，或是拒不承认，我就正式报案，走法律程序，绝不姑息。”

    

    工作人员犹豫了一下，毕竟是家庭纠纷，闹到报案的地步就不好了，可看着何雨柱态度坚决，又事关遗弃罪名，他也不敢违抗，连忙点了点头，拿起桌上的老式手摇电话，摇了几下手柄，等待接通后，对着电话那头说明了情况，让纺织厂帮忙通知何大清，立刻到街道办事处一趟。

    

    挂了电话，工作人员对着何雨柱笑了笑，说道：“已经联系过纺织厂了，他们会尽快让何大清过来，你稍等一会儿，应该用不了多久。”何雨柱道了声谢，端起水杯，慢慢喝着水，脑子里再次把要问何大清的问题过了一遍又一遍。

    

    他心里清楚，马上就要见到这个消失六年的亲爹了，可他不知道，见面之后会是怎样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