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们连忙放下手里的工具，退到一旁，有人靠着墙，有人蹲在地上，有人抱着胳膊，有人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出事了。

    另一队燕赵官吏冲上二楼，推开老板办公室的门。

    屋子不大，陈设简陋，一张桌，一把椅，一个书架，墙角堆着几口木箱，桌上摊着几本账册，纸页发黄，边角卷曲，墨迹未干。

    一个官吏翻开账册，手指在纸页上飞快地划拉着，数字、日期、货物、金额，密密麻麻，一目了然。

    他的嘴角微微上扬，把那几本账册收好，揣进怀里。

    另一个官吏打开墙角的木箱，箱子里码着一排排银锭，白花花的，晃得人眼晕。

    他粗略地数了数，又打开另一口箱子，里面是铜钱，一串一串，用麻绳串着，堆得满满当当。

    他转过身，对身边的同僚点了点头，同僚立刻从袖中取出封条，一张一张，贴在箱子上，贴在抽屉上，贴在门上。

    封条上盖着鲜红的官印，那红色刺眼，像血。

    厂房外面，伊戈尔还跪在地上，额头磕破了皮，血顺着鼻梁往下淌，滴在石板上，洇开一小片暗色的痕迹。

    他的嘴里还在念叨着“饶命”，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弱，像一盏快要燃尽的灯。

    罗曼诺夫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脚尖，那靴子是上好的牛皮，鞋底厚实，鞋面锃亮。

    他的手指在袖子里搓着，搓得指节泛白。

    他在想，怎么办，怎么脱身，怎么把自己从这泥潭里拔出来。

    可他不知道，管仲早就把他的退路堵死了，在他踏进这间厂房之前，在他安排伊戈尔替他顶罪之前，在他以为自己天衣无缝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