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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皮埃尔的助理下楼，等私人医生下楼，或者等组委会的人去送东西。

    只要有机会，哪怕是花钱雇个打扫卫生的保洁，他也得把怀里那个信封塞进皮埃尔的门缝里。一下午的时间就这么慢慢滑了过去。

    茶壶里的水续了三次，喝到最后已经完全没有了茶味，只剩下白开水的寡淡。

    期间电梯上上下下，走出来过几个挂着胸牌的外国学者，但都不是皮埃尔的助理，也没有看着像医生的人。天黑了。

    大堂里的灯光变得更加明亮，咖啡吧里换上了轻柔的钢琴曲。

    李建明的肚子咕噜噜叫了起来，他一天没正经吃东西了。

    但他不敢走开，生怕一去吃饭，就错过了什么关键人物。

    他叫住路过的侍应生，要了一盘苏打饼干。

    就着有些发凉的茶水，他干巴巴地嚼着饼干，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电梯口。

    夜里十一点。

    咖啡吧要打烊了。

    李建明没有离开大堂，而是走到大堂角落的休息沙发上坐下。

    他靠在沙发背上，闭上眼睛眯了一会儿，但只要听到大门转动或者电梯叮的声音，他就会立刻睁开眼。这一夜熬得异常艰难。

    老人的身体本来就容易疲惫，加之连续两天的高强度奔波，李建明觉得自己的骨头缝里都透着一股酸痛。天亮了。

    第二天上午，大堂里重新热闹起来。

    李建明去酒店一楼的洗手间洗了把脸，用冷水拍了拍有些浮肿的眼袋，看着镜子里那个胡子拉磴，满眼红血丝的老头，他自嘲地扯了扯嘴角。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一辈子没干过这么丢面子的事，现在倒象个盯梢的贼一样蹲在酒店大堂里。

    他走出洗手间，重新回到那个沙发上坐下。

    到了中午十二点半。

    那电梯发出一声轻响，门缓缓打开。

    李建明的视线立刻扫了过去。

    走出来的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白人青年，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深蓝色西装，没打领带，衬衫领口敞开着两颗扣子。李建明昨天在开幕式的会刊上看到过照片。

    这人就是皮埃尔的私人学术助理，亚瑟。

    李建明下意识地坐直了身子，手摸向了胸口的信封，准备等亚瑟走过来的时候找机会搭话。但是。

    亚瑟并没有往会议中心的方向走，也没有去大门外迎什么医疗团队。

    他直接走到了大堂另一侧的酒吧台前，拉开高脚凳坐了上去。

    李建明隔着十几米的距离，看着亚瑟的背影。

    亚瑟对酒保招了招手。

    酒保走过去，两人交流了几句，很快，酒保推过来一杯加了冰块的琥珀色液体。

    亚瑟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然后从旁边的架子上抽出一份当天的英文报纸，慢条斯理地翻看了起来。李建明的动作停住了。

    他的眉头一点点拧成了一个死结。

    不对劲。

    搞了一辈子数学推导，李建明对逻辑的不合理之处有着野兽般的直觉。

    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头，心脏病突发，正在楼上的总统套房里进行绝对的医疗隔离。

    作为贴身助理，这应该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兵荒马乱的时候。

    他需要随时盯紧医疗仪器，需要跟国内的主治医生沟通，需要应付主办方的各种探视，甚至需要准备最坏情况下的应急预案。但他现在坐在酒吧里。

    喝着纯冰威士忌，看报纸。

    那背影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焦灼，疲惫或者恐慌，相反，透着一股完成了某种任务后的彻底放松和惬意。李建明的手慢慢从胸口收了回来。

    他坐在沙发上，脑子里的齿轮开始飞速转动。

    就在这时，酒店后勤信道的门被推开。

    一个穿着白衬衫，戴着领结的客房服务员推着一辆银色的餐车走了出来，餐车上盖着不锈钢的保温罩，旁边还放着一个醒酒器和高脚杯。服务员推着餐车，径直走向那专属电梯。

    李建明站起身，假装去洗手间，不远不近地跟在餐车后面。

    在服务员等电梯的时候，李建明从他身边走过，目光看似随意地扫过餐车侧面夹着的那张客房点餐单。单子上的字有点小，但李建明还是看清了上面的两行英文和后面的房号。

    房号正是顶层的总统套房。

    餐品是：两份战斧牛排（三分熟），一份法式鹅肝，一瓶1996年的波尔多红酒。

    李建明走过电梯口，拐进洗手间的过道。

    他背靠在冰凉的瓷砖墙上，突然觉得有些好笑。

    三分熟的牛排。

    红酒。

    给一个严重心血管疾病发作，正在隔离静养的老头吃这些？这是嫌他死得不够快吗？

    退一万步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