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七点，百色的天已经大亮了。

    五人从家庭旅馆出来，在街边找了个早餐摊。

    卖的是卷粉和豆浆，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姐，手脚麻利，一张米皮摊开，撒上肉末、豆芽、花生碎，卷起来切成段，淋上酱汁，一气呵成。

    “五份卷粉，五杯豆浆。”江浩说。

    “好嘞！”大姐抬头看了他们一眼，手上的动作没停，“你们是外地来的吧？旅游？”

    “嗯，来玩。”江浩含糊地回答。

    大姐笑了：“百色好玩的地方多。右江、解放街、百色起义纪念馆……”

    “对了，今天周三，纪念馆那边有老红军讲故事，你们年轻人应该去听听。”

    这话让五人对视了一眼。

    苏沐之轻声问：“阿姨，您说的是百色起义纪念馆吗？”

    “对头，”大姐把卷粉装进一次性饭盒，

    “就在城东。每周三上午，都有老红军志愿者在那儿，给游客讲当年的故事。我父亲以前也去讲过，去年走了……”

    她的声音低下去，很快又扬起来：“不过还有好多老同志在。你们去看看，挺好的。现在年轻人，都不太知道那些事了。”

    五份卷粉打包好，二十五块钱。

    江浩付了钱，道了谢。

    坐在路边的石凳上吃早餐时，五人都有点沉默。

    陈曦咬了口卷粉，含糊地说：“那个大姐说得对，咱们确实该去看看。”

    “上午按计划分两组，”江浩说，“沐之和嘉欣去纪念馆那边。我们三个在市区转转，看看有没有表演的机会。”

    赵磊喝了口豆浆：“要是纪念馆那边合适，下午咱们就过去。”

    “行。”

    上午九点，两路人马分开行动。

    苏沐之和林嘉欣打了辆车去百色起义纪念馆。

    车程不远，十几分钟就到了。

    纪念馆建在一座小山坡上，青灰色的建筑庄严而肃穆。

    台阶很多，两人慢慢往上走。已经是工作日，但游客不少——有穿着校服的学生团体，有戴着旅行社帽子的中老年团，也有像他们这样的散客。

    进了纪念馆，迎面就是一面巨大的浮雕墙，刻着起义的场面。

    人物栩栩如生，仿佛能听到当年的呐喊。

    两人租了讲解器，沿着展线慢慢走。玻璃柜里陈列着锈迹斑斑的步枪、磨破的草鞋、泛黄的信件、残缺的报纸。

    每件展品旁边都有文字说明，字不多，但每个字都沉甸甸的。

    走到一个展区时，他们看到了大姐说的“老红军讲故事”。

    不是正式的报告厅，就是展厅一角摆了几排塑料凳，坐了二十几个人。

    中间坐着一位老人，头发全白，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胸前别满了勋章。

    老人说话很慢，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但每个字都清晰：

    “……那是1929年，我十六岁。家里穷，吃不上饭。听说当红军有饭吃，就跟着去了。其实哪知道什么革命道理，就是为了一口饭……”

    他顿了顿，浑浊的眼睛看向窗外：

    “后来明白了。不是为了一口饭，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上饭。”

    听众里有几个年轻人拿出手机拍照，被工作人员轻声制止了。

    老人看见了，摆摆手：“拍吧拍吧，能记住就好。”

    林嘉欣站在人群外围，静静听着。

    她看着老人布满皱纹的脸，看着那双微微颤抖的手，看着那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勋章，突然鼻子一酸。

    苏沐之轻轻握住她的手。

    他的手很凉，但握得很紧。

    老人讲完一段，咳嗽了几声。

    旁边的工作人员递上水杯，他喝了一口，继续说：

    “我们现在讲这些，不是要你们记住我们这些人。是要你们记住，今天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

    “要珍惜。”

    简单的三个字，让在场很多人都红了眼眶。

    另一边，江浩三人在市区转悠。

    百色市区不大，但很有生活气息。

    街道两旁是高大的榕树，树下有下棋的老人，有卖水果的小贩，有追逐打闹的孩子。

    他们特意观察了几个可能表演的地方：商业街口人流量大，但太嘈杂；

    公园里环境好，但管理人员不让随意摆摊；

    广场上倒是宽松，但已经有好几拨人在表演了——跳广场舞的阿姨，拉二胡的大爷，唱山歌的壮族大妈。

    “竞争激烈啊，”赵磊感慨，“咱们得有点特色才行。”

    陈曦指着远处一个凉茶摊：“要不咱们也摆个摊？卖艺兼卖凉茶？”

    江浩笑：“那得先学会煮凉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