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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零工市场认识的朋友塞给他的。那个朋友叫何铭,比他小十岁,原本是联邦工程部的结构设计师,三年前被符文逻辑设计系统取代。何铭把手抄稿递给他时只说了一句话:“里面有句话是写给你的。”
林远洲问是哪句。
何铭说:“你会认出来的。”
手抄稿是打印在再生纸上的,字体歪歪扭扭,显然经过了多次翻印。林远洲读了第一遍,没有找到“写给自己”的那句话。读了第二遍,还是没有。第三遍时,他的目光停在了其中一段上。
“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一个已经相信科技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时代。我们的父母告诉我们,学习知识就能找到好工作,掌握技能就能获得好生活。没有人告诉我们,当知识和技能本身不再被需要的时候,我们是谁。”
林远洲在翡翠谷的第一个晚上,把这段话抄在了自己居住舱的木墙上。不是用全息投影,是用炭笔。炭笔是老陈给他的。老陈说,炭笔写的东西不会被自动备份到意识网络,不会被算法分析,不会被纳入任何人的监控数据库。它只存在于那面墙上,只被走进这个房间的人看到,只在这个物理空间内存在。
“这就是人的尺度。”老陈说。这个只上过七年学的农民,用五个字说出了周明远用两小时讲的全部道理。
林远洲在翡翠谷找到了他的“尺度”。他重新学会了用手写字——不是用意识接口直接将思维转化为文字,而是让大脑的指令沿着神经传导到手指,手指握着笔,笔尖在纸上留下墨迹。这个过程缓慢、费力,写出来的字远不如思维转化那样工整。但他发现,用手写出来的句子和他用意识接口生成的句子是不同的。不是内容不同,是节奏不同。手写的速度迫使他思考得更慢、更深。当他写下一个字时,下一个字还在形成中,这之间的空隙里,会有一些在高速输出中被忽略的东西浮上来。
那些东西,后来他知道,叫做“自己”。
联邦历2197年8月,联邦社会科学院发布了一份关于“返璞归真”运动的评估报告。
报告的主笔是李维安教授——就是那个曾经写出《种群曲线拐点》的人。报告全文被议会列为内部参考,但在提交后的第四天就被泄露到自然人社群的信息网络中。苏离后来调查过泄露源,发现是社会科学院内部一个自然人研究员。他没有追究。
报告的核心内容包含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数据。报告统计了“返璞归真”运动参与者的构成:百分之九十七是自然人,百分之三是自愿降级的升华者。年龄分布以二十五到五十五岁为主力。教育水平显着高于联邦平均水平——百分之七十三的参与者拥有高等教育学历。职业背景集中在知识服务、创意产业、教育医疗等领域——恰恰是被意识网络和符文处理器冲击最严重的领域。
第二部分是原因分析。李维安列出了七个推动因素:大规模技术性失业、意识网络带来的存在性解离、升华者与自然人之间日益扩大的能力鸿沟、传统家庭与社区结构的瓦解、永生技术引发的意义危机、教育体系的两极分化,以及最重要的——联邦社会未能为科技爆炸提供相应的伦理与文化调适期。
第三部分是一段话。这段话后来被“返璞归真”运动印在了他们第一份正式宣言的扉页上。
“联邦面临的不是一场反科技运动。科技本身不是运动的对象。运动真正指向的,是科技发展与社会适应之间的巨大落差。当技术变革的速度超过了人类心智和社会结构能够消化的速度时,一部分人选择放慢脚步,不是因为他们落后,而是因为他们拒绝在追逐中丢失自己。”
报告最后给出了一个预测:如果联邦政府继续以当前的节奏推进全民升华计划,而不同时建立自然人与升华者共存的社会框架,“返璞归真”运动将在未来三年内扩展到一亿人以上的规模,并可能从文化运动演变为政治运动。
议会安全委员会对这份报告的反应是:将李维安从社会科学院调离,任命为一个没有研究经费、没有助手、没有实际职能的“荣誉顾问”。报告被正式列为“不具参考价值”。
苏离拿到这份报告时,方启明坐在他对面。两个人沉默地读完,沉默地放下数据板,沉默地看着对方。
“李维安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方启明说。
“我知道。”苏离说。
“议会也知道。”
“我知道。”
“但他们仍然要推进。”
苏离没有回答。他看着窗外,泰拉星的极夜仍然笼罩着研究院,那些亮着灯的建筑里,四千名科研人员正在将升华之门的技术推向更微型、更普及的下一阶段。他们不是在作恶。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将带来什么。他们只是在推进科技,因为科技总是在推进。自从人类第一次敲碎石块制造工具以来,科技就一直在推进。没有人问过“推进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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