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教鼓励生育等来抚平元朝带来的残暴嗜杀，

    为了让科举之人从前朝的民变为明国的民，

    从洪武六年起停科举，利用在洪武二年所开设的学校培养学生，

    直到洪武十七年第一批明国学子学成，才开科取士。

    效果显著，洪武十八年二亭将《大诰》传遍天下，用的就是真正大明的学子，

    至此，年轻一代经过文教之术，已经初步摆脱了元朝乱世的影响，

    这一点在庆州学子以及军中年轻军卒身上有所体现，

    他们善良、为国厮杀、只想过上好日子。”

    “洪武二十一年，明国大军北伐。

    面对明军的强大攻势，作为亲历者，

    乌萨尔汗与各路权贵以及两位殿下都表现出了绝望与挣扎。

    他们试图通过借助外力，用‘乃蛮部’‘鞑靼部’的军事手段来挽回败局，

    但内部的分裂与贪腐使得他们的努力化为泡影，

    在乃蛮部台吉‘阿日斯愣’与鞑靼部千夫长‘博尔术’传授兵法之时，

    遭到了草原诸多权贵的阻拦，

    他们排外，固步自封，

    对待新事物远没有两位草原殿下的接受能力。

    在北伐过程中，北元军队虽然也展现出了顽强的抵抗意志，

    但整体上已经失去人心士气，

    具体表现为各自为战，群龙无首，慌忙逃窜。

    北元权贵的残暴与无能进一步加剧了人性的堕落与沦丧。

    在北伐灭元的战役中，北元百姓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们对明军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与响应，

    最大表现为坐视不理，喜迎王师。

    这意味着北元王庭早在迁徙中失去人心，就算没有明军到来，北元王庭也无法维续。”

    陆云逸直起腰，长出一口气，拿起一旁茶杯静静饮着，

    过了没一会儿，他又提笔书写：

    元末明初的人性变化在大明军中得到了最直观地体现：

    一：从反抗压迫到追求正义：

    “元朝末期，明军的前身主要是农民起义军，

    他们因不堪忍受元朝的残暴统治而奋起反抗。

    这一过程中，明军将士们的人性中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和对正义的追求。

    他们不仅是为了个人的生存而战，更是为了整个中原之地的解放。

    这种人性中的觉醒与正义感，在北伐灭元的战役中得到充分体现，

    以今上所领的红巾军为例，

    每到一处各地城池纷纷开城投降，元朝地方士绅乡绅提供钱粮，家中子弟，支撑大军。

    二：从草莽英雄到纪律严明的军队

    随着起义军的不断壮大，元末一些地方大族将学识带进军伍，

    明军逐渐从一支草莽英雄组成的队伍转变为纪律严明、作战勇猛的正规军。

    在北伐过程中，明军将士们严格遵守军纪，

    从起义初期的烧杀抢掠，到后期的秋毫无犯，

    这种变化不仅体现了明军人性的成熟与升华，也为他们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战术与战略的人性化考量：

    在北伐灭北元的战役中，明军将领们充分运用了人性化的战术与战略考量。

    他们不仅注重军事上的胜利，更关注战后的处理工作。

    在攻占王庭后，大将军蓝玉立即命人封存北元国库和案牍书册，严禁士兵抢掠。

    通过对北元王妃的控制，避免了数万草原罪人作乱，

    只要战事结束，他们就会被安置在边疆，成为大明边民。”

    勋贵的人性变化：

    一：从元朝遗老到明朝新贵：

    “在北伐灭元的过程中，许多原本效忠于元朝的勋贵阶层选择了归顺明朝。

    如占据辽东之地的大尉、丞相、海西侯纳哈出，

    这一过程中，他们的人性中充满了对现实利益的考量和对新朝代的适应。

    虽然这些勋贵在元朝时期可能也拥有显赫的地位和权力，

    但在明朝创建后，他们不得不面对新的朝堂环境和权力格局。

    这种变化促使他们逐渐放弃了对元朝的忠诚转而寻求在明朝的新发展。”

    二：从残暴嗜杀到逐渐收敛：

    “在元朝末期，一些勋贵阶层可能因长期受元朝残暴统治的影响而养成了残暴嗜杀的性格。

    然而随着明朝创建和今上对吏治的整顿，

    这些勋贵们逐渐收敛了自己的残暴行为，开始注重自身的形象和声誉。

    比如一些军候辗转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