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晃，就是好多年。

    2007年2月10日，有记者找到了岩峰，问他：“当年警方为什么抓了呼格，没抓你？”

    岩峰想了想，说：“那天七八个警察轮番问我，我说的大致都一样。呼格胆子小，怕警察，可能说得有点乱就被人家怀疑上了。”

    这是岩峰不多的几次开口。

    《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杨璐采访过他，文章发表在2015年第三期。

    那篇文章里，还原了案件背后十多年的世态炎凉。

    岩峰长得很瘦小。

    零下十几度的天，他只穿了一件厚毛衫。

    他在一家物业公司做维修工，还要照顾80多岁的姥爷。

    也许是因为一直没成家，他脸上没有年近四十的中年男人那种家庭的烟火气，也不太会说场面话。

    他跟记者说，报纸上写呼格的生日是8月9日，其实不对，那是农历八月初九。

    他和呼格同岁，他的生日是八月初一，比呼格大8天。

    两个人是同一天进的卷烟厂，分在同一个车间。

    岩峰的工位靠门，呼格在最里面。

    车间里他们俩最小，进厂时才17岁多。

    所以一直形影不离——上班在一起，下班也在一起，去游泳，或者打台球。

    初中同学有的上了高中，有的去了别的地方上班，时间约不到一块儿。

    “呼格是我初中毕业以后交到的第一个朋友。”

    岩峰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声音不大，但很重：

    “也是我今生到此为止的最后一个朋友。”

    呼格出事以后，他离开了卷烟厂。

    18年来一直打零工，贴补家用，维持生活。

    在哪里都待不长，不但没什么机会认识异性，连社交都没有。

    1996年4月9日，是呼格的人生转折点。

    也是岩峰的。

    “4月20日报纸上说人是呼格杀的，我特别震惊。想不通他怎么会做这种事？可那是报纸写的呀我就信了。”

    他后来从电视上看到了呼格的公审大会。

    呼格头发很长，脸色不好，侧着头在哭。

    公审结束，他就被执行死刑了。

    可呼格的事，并没有因为死刑而走出岩峰的生活。

    卷烟厂周围几十年只有这一起命案，流氓杀人，厂里议论纷纷。

    “别的车间不认识我的人，总跑来打听——‘跟着呼格瞄女厕所的那个小子是谁？’他们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说如果不是有瞄女厕所的习惯，怎么会知道里面出事了？”

    家里亲戚也说他：“你怎么交了这么个朋友？”

    “当时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耳朵里全是这些声音。我心里压力很大，就从卷烟厂辞职了。”

    在呼和浩特，卷烟厂是个不错的单位。

    岩峰和呼格当时都是临时工，每个月200多块钱工资，外加两条烟。

    那时候几个人下馆子，二三十块钱就能吃一顿。

    对17岁的他们来说，这钱不少了。

    两个人的前途也挺好。

    岩峰姥爷的亲戚在卷烟厂当领导，呼格也是托关系进去的。

    临时工里面，他俩排在前头，只要转正名额下来，就能成正式工。

    一旦转正，工资翻倍，月底有奖金——有时候奖金比工资还多。

    烟也从两条涨到六条。

    “我跟呼格在一起经常聊工作的事，最关心的就是什么时候转正。那天晚上吃饭，好像也说了这个。”

    名额后来下来了。

    岩峰说了一句话，听着让人心里发酸：

    “普通人的好运气，不会一个接着一个。”

    辞了卷烟厂以后，他没学历，没技术，再也找不到称心的工作。

    “我辞职没敢告诉家里，过了两三个月才说。自己找工作——鱼池里当服务员，工地上当力工。”

    工地上又累又苦又脏，很少有土生土长的城里人去干。

    可那时候父母都下岗了，靠低保生活，工地上一个月能挣1000多块钱。

    他一点选择都没有。

    每个工作只干一两年，挣不到什么钱，没有积累，没有朋友，只是从一个打零工的地方换到另一个。

    父母家只有40平米，没钱给他买婚房。

    后来他搬到了姥爷家，一边住一边照顾老人。

    “呼格的弟弟告诉我，卷烟厂比我们后来的临时工都转正了，现在每个月有6000多块钱。事情如果是现在发生的，白眼我也会挺过去的可当时才十几岁，就是个孩子，根本不知道怎么办。”

    呼格死的头一年，他时常梦见他活着。

    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