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距离四名死者遇害已近一个月，广东省公安厅转发公安部的线索通告：马加爵极有可能于2月17日下午乘火车离开昆明前往广东，涉及的车次是2060次昆明至湛江和1166次昆明至广州。

    警方循着这些痕迹咬著不放，一路往南追。

    3月15日晚上七点多，海南省三亚市河西区派出所。值班民警胡崇军接到报警，去菜市场处理一桩买卖纠纷，三两下调解得差不多了。

    正打算收队，派出所打来电话让他赶紧回去。

    他跨进所里，见到一位当地群众。那人开口就说要举报，说他看到了马加爵。

    “在哪？”胡崇军急问。

    “在后边。”

    “在那儿干什么？”

    “在吃东西。”

    胡崇军一句废话没有，跨上举报人的摩托车后座。他没开警车，心里多转了一根弦：一是怕停车耽误工夫，二是怕警车一响，嫌疑人跑了。

    摩托车发动，他一路上催：“开快点，开快点！”风灌进耳朵里，脑子里早把最坏的情况过了一遍——那人身上可能有家伙，真动起手来，自己穿着警服，这一带的群众是好样的，看见了肯定会帮忙。

    等胡崇军赶到地方，其他赶来支援的民警也差不多同时到了。

    胡崇军一眼就看见了那个人——蓬头垢面，坐在地上，手里捏著半个馒头，正往嘴里送。

    啃了两口，又从垃圾堆里捡起一个红薯饼，小心地咬了一块，然后把剩下的用塑料袋包好，放进上衣口袋。

    那张脸糊得不成样子，汗渍、泥污、草汁搅在一起，根本辨不出表情。他穿着一身藏青色衣裤，脏得看不出原来颜色，头发里还夹着几根枯草，整个人活脱脱一个流浪汉，或者说，像个疯子。

    胡崇军逼近到不足一米的距离，这人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接着啃。

    胡崇军盯了十几秒，等他再一次抬起头的时候，开口问：“你是哪里人？”

    那人嘴里含含糊糊的：“嗯啊哎呀嗯”什么也听不出。

    胡崇军又问：“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他没什么反应，只是拎起随身的帆布袋，站起来要走。

    这个动作让胡崇军的怀疑一下子摁不住了——真疯子不会有这样的反应。

    “别动。”几名民警同时按住了他的肩膀，把他限制住，但没有马上给他戴手铐。

    胡崇军一面让人通知领导，一面在心里暗暗排了一遍：八九不离十了。

    那时候正是老百姓吃完饭出来散步的时候，听说可能抓到了马加爵，人越围越多，有的干脆一路跟到了派出所。

    派出所的审讯室里，灯管白得晃眼。那人坐在椅子上，头发结成一绺一绺的，脸上糊著一层汗渍混著泥道子的硬壳，根本看不出本来面目。

    民警问话，他就含含糊糊地嗯啊几声，眼珠子转着，想把这场面混过去。

    可当民警从他身上搜出那两千四百多块钱和一部复读机的时候，他肩膀一塌，整个人像被抽掉了骨头。

    胡崇军盯着他，又问了一遍：“你到底是谁？”

    他抬起眼皮，声音不大，但这一回口齿清楚：“我是马加爵。”

    2004年3月16日上午，指纹、笔迹、dna，三样铁证一对上，公安部a级通缉嫌疑人马加爵的身份被最终认定。

    下午两点半，三亚市公安局的新闻发布会现场挤进了二十多家媒体，近百名记者扛着机器挤来挤去，快门声噼里啪啦响个不停。

    警方简要介绍了抓获经过，当场给举报人发放了十五万元奖金。没有提问环节，不到二十分钟就散了。记者们意犹未尽，嗡嗡地议论著不肯走。

    下午四点，三亚市公安局局长王少山特批央视和新华社两家媒体进入看守所采访。新华社记者拉上了南国早报的记者黄平斌一道前往。

    三道铁门哐啷哐啷地打开又锁上，三个人被领到审讯室门前，透过门缝能看见里头民警正在审著。

    一名干警听说黄平斌是广西来的，低声说了句：“那你进去跟他聊聊，见到老乡，他可能放松些。”

    黄平斌心里一喜，深吸一口气，独自推门走了进去。

    马加爵戴着手铐脚镣，坐在一把铁椅子上。黄平斌在他对面坐下，中间隔着一张小木桌，窄得能看清对方脸上的毛孔。

    黄平斌心里有数——眼前这个人不是普通的采访对象，他是被通缉的杀人犯，可此刻，他也是一个会哭会笑的人。

    黄平斌后来回忆说：“我给自己定了个位，我不是警察，不是检察官，也不是法官，我只是一个倾听者，从人格上说，我们是平等的。”

    他开口不提案子，先说自己是广西武鸣的，扯起家乡最近的新鲜事，哪条路修通了，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