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育良回过头。

    “吕州那个度假村。”

    “除了刘玉民收钱，项目本身，有没有违规？”

    高育良站在门边，走廊的光从他背后照进来，脸隐在阴影里。

    “有。”

    “项目用地性质是林地，但审批时走了特殊信道，改成了商业用地。

    环评报告也有水分。”

    “当时谁批的？”

    “……”

    高育良顿了顿。

    “我。”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

    林惟民看着他，没说话。

    高育良推了推眼镜，声音很稳。

    “当时我刚上任省政法委书记，兼着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副组长。

    吕州市政府上报那个项目时，附了一份专家论证意见，说项目能带动当地旅游，促进就业。

    我看了材料，觉得符合政策，就签了字。”

    “现在看呢？”

    “现在看……”

    高育良苦笑。

    “专家可能是请的，论证可能是编的。

    但我当时确实没看出来。”

    他说的是实话。

    林惟民知道是实话。

    他可能真的没想过，一份看似合规的材料背后，藏着那么多猫腻。

    也可能想过，但选择了相信。

    “育良同志。”

    “这件事，你自己向省纪委说明情况。

    签字是你签的，责任你得担。

    但怎么担，担多少，看纪委的调查结论。”

    “我已经写好了说明材料。”

    高育良从文档夹里抽出一份手写稿，放在桌上。

    “今天下午就去纪委。”

    林惟民微微颔首，目光落在对方脸上，停留了片刻。

    “育良同志，你是我党不可多得的学者型领导干部，这是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同你谈这个问题。

    我们这一级的干部，能够被外界影响的东西已经不多。

    但也正因为站得高了，有些看似个人的选择，往往就不再仅仅是个人的事。”

    他端起茶杯，茶杯中那缕热气缓缓上升。

    “组织和人民培养一名干部不容易，尤其是象你这样有理论功底、有实践能力的学者型领导，更是难得的财富。

    组织珍惜人才，总希望人才能够始终走在正确、光明的道路上。”

    话至此，林惟民将茶杯放下。

    “我听说，你和吴慧芬同志在法律上的婚姻关系，其实已经终结了，你另作了选择。”

    他不再继续，只是看着高育良。

    有些话不需要说完，点到即止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一种信号。

    这不是在探讨私德，而是在提醒一个极其简单的政治逻辑：到了这个位置，任何私人领域的重大变故，都不再仅仅是私事。

    它关乎形象，关乎公信力，也可能成为被攻讦的薄弱环节。

    “林书记，我明白。”

    高育良沉默了片刻，才缓缓说道。

    这“明白”二字，含义很深。

    他听懂了林惟民话里的话——组织此刻的提醒，本身就是一种保护性的姿态，是对“人才”的惋惜和争取。

    但这姿态的前提，是他自己必须知进退、懂分寸。

    如果执迷不悟，或试图蒙混过关，那么“珍惜人才”的原则，就必须让位于“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铁律。

    到了那时，再好的才华与过往功绩，也无法成为豁免的凭证。

    “明白就好。”

    林惟民点了点头，语气缓和下来，却带着终结话题的意味，“你是经过锻炼和考验的干部，未来的路怎么走，关键看自己。

    去吧。”

    高育良站起身，面向林惟民，郑重而轻微地鞠了一躬。

    这一躬，是对上级提醒的感谢，或许也包含了某种决断。

    他拿起桌上那份材料，转身走了出去。

    门轻轻关上，办公室里只剩下一片寂静。

    有些路，只能自己走；

    有些选择，必须自己负责。

    组织的窗口不会永远敞开，政治的智慧，往往就在于听懂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并在关键的当口，做出正确的回应。

    林惟民拿起那份手写稿，纸张很厚，字迹工整，一笔一划，像小学生写作业。

    内容他大概扫了一眼，从项目背景到决策过程，再到现在的反思，写得很详细，没回避问题，也没推卸责任。

    是个态度。

    他把稿子放回桌上，拿起内线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