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育良没有坐她指的那张沙发，而是拉过一把塑料凳，坐在她对面。

    “陈大姐，我来听听你的事。

    不急，你慢慢说。”

    陈大姐说了四十分钟。

    从老伴去世后独自生活的孤独，到楼上老太太电视声吵得整夜失眠的崩溃；

    从第一次报警的期待，到第五次报警后的麻木；

    从希望派出所“把老太太抓走”的愤怒，到现在只希望“有人能听见我”的疲惫。

    “我不是不讲理的人，领导。”

    陈大姐用纸巾擦着眼角，“我知道老太太一个人也不容易。但谁来体谅我？

    我高血压药吃了五年，这两年血压根本控制不住，医生说是长期睡眠不足。

    我死了，算谁的？”

    高育良没有插话，一直听到她说完。

    然后他问：“陈大姐，如果有一个办法，不是惩罚老太太，而是让她愿意主动把电视声音调小、晚上十点后关机——你愿意试试吗？”

    陈大姐抬起头，眼神里有些茫然，也有某种几乎熄灭又被重新点燃的光。

    “有这样的办法吗？”

    高育良没有回答。

    他在笔记本上写下四个字：“非强制调解”。

    回程的车上，他一直在沉默。

    傍晚，他给林惟民打了一个电话。

    “书记，我今天去回访了一个投诉人。”

    他把陈大姐的事说了一遍。

    林惟民在电话那头安静地听着。

    “我一直在想，”

    “法律能解决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