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路派出所的“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室”，运行满一个月时，交出了一份让所有人意外的成绩单。

    三十一天内，共受理矛盾纠纷类警情转介案件四十七件。

    其中，成功调解二十八件，正在调解十一件，当事人拒绝调解八件。

    最让人意外的是，那二十八件成功调解的案件，没有一件再次报警。

    数据报上去时，省公安厅有些不敢相信。

    他们派了一个调研组，蹲点三天，随机回访了十名当事人。

    回访结果，让调研组沉默了。

    一位因楼上漏水与邻居闹了两年矛盾的老人，对调研员说：“那个调解员，第一次来，坐我家里听了三个小时。

    我把这些年的委屈全倒出来了，她一句没打断。

    倒完之后，我自己都觉得，那些事好象也没那么大了。”

    一位因讨薪与老板发生冲突的农民工，在被拖欠工资三个月后，通过调解员协调拿回了八成工资。

    “以前报警，警察来了就问打没打人、摔没摔东西。

    没打没摔，就让我去法院。

    我一个打工的，哪有钱请律师？

    这次那个大姐，帮我算帐、陪我谈判、教我怎么说话。

    她说，你硬，对方也硬；

    你软，对方更硬；

    只有占住理、稳住气，才能谈成。”

    调研组把回访记录带回去后，省公安厅内部开了一次专题会。

    会上有人提出，这种模式能不能推广？

    但也有人担心：调解员不是执法人员，万一调解不成反而激化矛盾，责任谁担？

    争论到最后，厅长拍了板：先在新华路派出所再试三个月，扩大调解员队伍，完善工作流程，积累更多案例。

    三个月后，请第三方机构评估，再决定是否推广。

    高育良得知这个结果时，正在办公室审阅一份关于基层法院案件繁简分流的调研报告。

    他听完汇报，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话：“听当事人说完——这件事，我们做政法工作的，其实最容易做到。

    但这么多年，我们忘了。”

    他顿了顿，“不是忘了。

    是顾不上。

    案子太多，指标太重，哪还有时间听人说三个小时？”

    窗外，春日的阳光照进来，在办公桌上投下一片明亮的、带着些微灰尘的光斑。

    王德福的小加工厂，正式成为那家长三角代工厂的供应商。

    合同签了，订单来了，麻烦也接踵而至。

    第一个麻烦是产能。

    月订单一万件，比他原来的产能高出三倍。

    他紧急买了三台二手设备，招了六个新工人，连夜培训。

    但新工人上手慢，废品率一度飙到百分之十五。

    第二个麻烦是品控。

    代工厂要求每天上载生产批量、质检数据、不良品分析报告。

    王德福买了台二手计算机，让上初中的儿子教他用Excel。

    第一次上载数据时，他把“良品率””，系统没通过，订单被暂停。

    他急得一夜没睡，第二天天不亮就骑车去县城，找那个在对接会上认识的商务厅干部帮忙。

    干部教了他一上午，从怎么打开表格，到怎么复制粘贴。

    王德福学得满头大汗，但总算学会了。

    第三个麻烦，是他没想到的——同行。

    青石县还有几家和他类似的加工厂。

    以前大家各干各的，没什么交集。

    现在他接了万元订单，设备日夜不停，有人眼红了。

    一天晚上，他厂门口被人泼了一桶泔水。

    第二天一早，他推开门，满地的油污和剩菜剩饭，臭气熏天。

    他站在那里，攥紧拳头，很久没动。

    有人劝他报警。

    他摇摇头，自己借了把高压水枪，冲了一上午。

    县里那位副县长听说了这事，亲自到他厂里来。

    副县长站在刚冲洗干净的水泥地上“知道是谁干的吗？”

    王德福沉默了很久，说：“知道。也是做加工的。”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

    王德福抬起头，眼框有些红，但语气很平静：“报警了，他恨我。不报警，他可能还会来。

    但我想，他要是再来，我就找他谈。

    问他，是不是订单太难接了？

    是不是家里也难？

    如果愿意，我可以分一点给他。

    反正我一个人也做不完。”

    副县长愣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