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到那个“调解与处罚快速转换信道”的方案，已经通过分局审核，正在试点。

    但他也坦承，新模式运行后，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有些当事人听说有“快速转换信道”，反而更不愿意接受调解了，觉得“反正调解不成也能快办，不如直接走程序”。

    “这说明了什么？”

    林惟民问。

    高育良沉默了一下，说：“说明我们的制度设计，还没有完全吃透群众心理。

    有些人需要的不是快，是被重视。

    ‘快速转换’，在他们听来，可能就是‘你们急着把我推出去’。”

    林惟民点了点头：“那怎么办？”

    高育良说：“我们在想，能不能在调解阶段，就让当事人感觉到‘被重视’。

    调解员第一次上门，不谈案子，先聊天。

    了解他的家庭、他的难处、他的诉求背后的真实原因。

    聊透了，再谈调解。如果这样还调解不成，再转换程序。

    那时候当事人也会觉得，你们尽力了，是我自己不愿意。”

    林惟民听完，看了他几秒，然后说了一句话：“育良同志，你这是在做群众工作，不是在做司法工作。”

    高育良愣了一下，随即明白过来。

    这句话，是褒奖。

    会议从上午九点开到下午两点，中间只休息了十五分钟。

    结束时，每个人面前的笔记本都记满了。

    林惟民最后总结“问题比我们想象的多。

    这正常，改革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

    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在基层。

    刚才大家汇报的很多思路，都是从试点中来的。

    下一步，要把这些办法系统化、制度化。

    光靠个别干部的能力和责任心，走不远。

    要靠制度，才能走得久。”

    林惟民这是在为更长远的局面做准备。

    压，是一时的；引，才能让人真正成长。

    无论将来谁在什么位置上，这种“引”出来的能力，才是真正带得走的。

    五月十五号，环太平洋基金那条在线，传来一个意外的消息。

    施密特博士给老杨发来一封邮件，说他在德国总部的工作合同即将到期，他决定不再续约，准备接受一家瑞士环保技术公司的邀请，出任技术顾问。

    邮件最后，他写了一句话：

    “杨先生，与你们合作的这一年，让我重新思考了很多问题。

    技术可以解决效率，但解决不了信任。

    信任，需要在一次次坦诚相待中慢慢积累。汉东团队让我看到了这种积累的可能。

    谢谢。”

    老杨拿着邮件，沉默了很久。

    他向沙瑞金汇报时，沙瑞金问：“施密特走了，对我们有影响吗？”

    老杨说：“短期内会有。

    他是项目里最了解技术细节的人，也是对我们最有诚意的人。

    但他留下的技术文档、培训资料，还有他那份‘坦诚’的态度，已经让我们团队成长了一大截。

    现在就算换个人来，我们也不怕。”

    沙瑞金点了点头：“那就好。

    记住，无论合作方怎么变，我们自己的目标不变——学会技术、培养队伍、守住底线。”

    老杨郑重地应下。

    当天晚上，他给施密特回了一封邮件，只有一句话：“施密特博士，无论您在哪里，汉东的大门永远向真诚的朋友敞开。”

    五月二十号，省纪委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报告。

    报告来自某市纪委监委，内容是关于一名副处级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出现的失误调查。

    事情不复杂：这名干部在负责一项“标准地”试点项目时，为了让企业尽快开工，在土地平整尚未完全达标的情况下，先行发放了施工许可。

    后来，因为连续暴雨，土地出现局部沉降，虽然没有造成安全事故，但给企业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

    按照常规，这种情况可以定性为“违规审批”，给予纪律处分。

    但调查组在深入了解后发现，这名干部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企业承诺会在施工过程中同步进行地基加固，而且合同里有明确的违约责任条款。

    他是在权衡之后，为了抢工期、保项目，才做了这个决定。

    更关键的是，这个决定，是在当时市里主要领导“全力服务项目建设”的要求下作出的。

    事后，那位主要领导调走了，留下他一个人面对后果。

    报告末尾，调查组提出了一个疑问：这种情况，是否适用容错纠错机制？

    报告送到了田国富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