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倒。”

    田国富没动，把公文包打开，从里面抽出厚厚一摞材料放在桌上。

    材料是打印的，封面贴着标签，上面写着“全省纪检监察工作情况汇报”几个字。

    他没有翻开，而是用手掌在材料上按了按，象是在确认它们不会散开。

    “林书记，今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七千八百三十二件，处分七千一百零九人，移送司法机关三百一十六人。

    挽回经济损失四亿两千万元。这些数字，比去年都有所上升。

    不是问题多了，是力度大了。

    存量在减少，增量在遏制，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林惟民听着，没有打断。

    他伸手拿起桌上那摞材料，翻开第一页，目光落在那些数字上。

    七千八百三十二。

    七千一百零九。

    三百一十六。

    四亿两千万。

    这些数字不是冷冰冰的，每一个背后都有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故事。

    他看了几秒，把材料摊在桌上。

    “有什么典型案件？”

    田国富翻开自己的笔记本，找到折角的那一页。

    “有一个，是某县的副县长，姓刘。

    他在任期间，利用分管城建和国土的职务便利，为开发商在项目审批、土地出让、规划调整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一千二百馀万元。

    这个案子，有几个特点。”

    他停了一下，象是在组织语言。

    “第一，他收钱的方式很隐蔽。

    不直接收现金，而是通过他妻子开的一家咨询公司，以‘咨询服务费’的名义收钱。

    这家公司没有办公场地，没有员工，没有业务，就是一个壳。第二，他做事很谨慎。

    从不直接跟开发商见面，所有的事情都通过中间人传话。

    第三，他的反侦察意识很强。

    每次收钱之后，都会把相关记录销毁，连手机通话记录都定期清理。”

    林惟民听着，手指在桌沿上轻轻敲了一下。

    “那怎么查出来的？”

    田国富说。

    “从一笔异常的银行流水查起的。

    他妻子的公司账户，有一笔三百二十万的转帐，对方是一家房地产公司。

    我们顺着这笔钱往上追，发现这家房地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刘副县长审批过的某个项目的开发商。

    再往下追，发现这家咨询公司的注册地址，是一个虚拟挂靠的地址，根本没有实体。

    然后我们调取了刘副县长的通信记录，发现他和这个开发商在审批前后有过多次通话，每次都不长，但频率很高。”

    林惟民点了点头。

    “他认了吗？”

    田国富说。

    “刚开始不认。

    留置之后，沉默了三天，一句话不说。

    后来我们把他妻子涉案的证据摆在他面前，他才开口。

    交代的过程很配合，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也没乱说。

    最后在悔过书里写了一句话：‘我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没想到还是被查出来了。’”

    林惟民把材料拿起来，翻到刘副县长的案卷那一页，看了几秒。

    “这个案子，要作为典型案例通报。

    让那些心存侥幸的人看看，再隐蔽的手段，也藏不住。”

    田国富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

    他翻开另一页继续说。

    “还有一个案子，是某国企的董事长，姓王。

    他在位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物资采购、工程发包、人事安排等方面为他人谋利，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八百馀万元。

    这个案子的特点是，他不直接收钱，而是通过打牌的方式变相收钱。

    他喜欢打麻将，经常约一些供应商、承包商到私人会所打牌，每次输赢都很大。

    他故意输，对方故意赢。

    一把牌下来，输个几万十几万是常事。”

    林惟民皱了一下眉头。

    “我们有证据证明，那些供应商在打牌之前，已经通过其他渠道知道了项目招标的底价。

    他们赢的钱，本质上就是好处费。

    王董事长也交代了，他打牌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对方‘赢’得心安理得。”

    林惟民沉默了一下。

    “这个案子，也要通报。

    让那些以为‘换个花样’就能逃避监督的人看看，换什么花样都逃不掉。”

    田国富合上笔记本。

    “林书记，还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