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典礼的简报还没印出来，交通运输厅那边就送来了一份文档。

    打开一看，是关于新增三条跨省公交线路的运营方案。

    林惟民把文档从牛皮纸信封里抽出来的时候，纸页还带着复印机里出来的馀温，边角微微卷着，墨粉的味道淡淡的，散在空气里很快就被窗外的风吹散。

    交通运输厅长姓孙，五十出头，在系统里干了二十多年，从县交通局的技术员一路干到厅长，对全省每一条省道、县道、乡道的位置和路况都了如指掌，象是刻在他脑子里的地图。

    他在汇报材料的扉页上亲笔写了一行字——“三条线路，复盖两省交界处最后七个不通公交的乡镇，惠及沿线三十馀万群众。”

    那行字的墨迹很浓，透着一种郑重其事的认真，每一笔都写得规规矩矩的，没有连笔没有省略，象是在用书写本身来强调这份文档的分量。

    林惟民看完方案和汇报材料之后拿起电话拨了孙厅长的号码。

    电话响了两声就被接通了，那头的声音带着一种因为期待已久而被压得低低的兴奋，象是在等这个电话等了很久了。

    “老孙，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把地图带上，我在方案上标注的那几个点位你需要现场给我指一下。”

    孙厅长来的时候腋下夹着一卷图纸，图纸卷成筒状用橡皮筋箍着，边角的纸已经被翻得有些毛了，一看就是被他反复打开又卷上、再打开再卷上过很多次了。

    他把图纸铺在林惟民办公桌上，用镇纸和茶杯压住四角，图纸的中间部分已经有些发白了，那是经常被手指按压和摩擦的结果，那些发白的局域恰好就是两省交界处那些弯弯曲曲、犬牙交错的边界线。

    他的手指从汉东省城的位置出发，沿着一条红色的粗线慢慢往下移动，红色线条两侧密密麻麻地标注着地名和里程，那粗细不一、方向各异的笔迹一看就不是同一个人、同一次标注上去的。

    “林书记，这次新增的三条线路，一条是从清溪镇到汉江的河口镇，沿途经过十来个村子，以前这些村的老百姓去河口镇要走好几个小时的山路，骑摩托车也要将近两个小时，遇上雨天路滑更是得小心翼翼，车子随时都可能打滑翻到沟里去。

    另一条是从汉东的石门乡到汉江的柳林镇，这条线最远，单程将近两个小时的里程，把两省交界处最偏远的几个乡镇串起来了。

    还有一条是夜班线，从京州火车站到汉江的开发区，晚上发车，主要是方便那些在汉东打工、家在汉江的人下班后能当天回去、第二天一早又能赶上早班车过来上班。”

    林惟民的目光没有看地图上那些红色粗线和密密麻麻的标注，他的眼睛盯着老孙的手指。

    那只手的食指和中指侧面有薄薄的老茧，是常年握方向盘磨出来的皮肤痕迹，指甲修剪得很短，甲缝里嵌着一些洗不掉的黑色油污，那是长期在基层颠簸、在泥泞路上奔波、在车轮扬起的尘土中穿行留下的印记。

    “老孙，你说的那些偏远乡镇，你亲自去过几个？”

    孙厅长把手从地图上收回来，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身体微微前倾了一下，象是要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一个最便于回忆的姿态。

    “都去过。有的去过不止一次。清溪镇到河口镇那条线，

    我走了好几遍，早上天没亮出发、赶在老百姓出门前到村口、站在路边看他们怎么等车怎么挤车怎么跟司机讨价还价怎么背着大包小包翻山越岭去赶集。

    石门乡那个地方路况最差，有一段盘山路又窄又陡，弯道又急又多，大车根本上不去。

    我们跟汉江那边协调了好几个月，两边各出五十万把那段路拓宽了一米多，虽然只有一米多，但对大车来说这一米多就是从过不去到能过去的质变。

    夜班线的事，汉江那边的公交公司起初不太愿意，说晚上跑车成本太高、安全压力太大、司机不好安排，后来高育良同志亲自出面协调，从汉江财政补贴了将近两百万，这才把班次定了下来。”

    林惟民一直没有打断他，只是安静地听着。

    老孙说了将近一刻钟，从天蒙蒙亮说到太阳升高，从泥泞不堪的盘山路说到拓宽的那一米多，从公交公司的成本核算说到高育良拍板的那两百万补贴。

    他说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具体，地图上那些红色线条在他的描述里不再是单纯的墨迹，而是变成了一条条蜿蜒在崇山峻岭之间、连接着村庄与村庄、家庭与家庭、人心与人心的真实道路。

    林惟民在老孙停下来换气的时候问了一句。

    “老孙，你觉得这三条线路开通之后，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不是交通意义上的，不是经济意义上的，是那种更深、更远、更根本的意义。”

    孙厅长沉默了一会儿，他拿开压在地图上的镇纸和茶杯，把图纸慢慢卷起来，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