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七的早晨，省委大院的门卫老李比平时早到了半个小时。

    他拿着扫帚把门口鞭炮碎屑从台阶上一级一级往下扫，碎红纸屑堆了一小堆用簸箕撮起来倒进垃圾桶。

    昨晚放完的烟花筒还立在门两边，纸筒被露水浸得发软，颜色从大红褪成了暗红。

    他把那些烟花筒也收拢了，靠在墙角码整齐退后两步看了看，又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叼在嘴里。

    办公楼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了。

    先是门厅的大灯，然后是走廊的灯最后是各个办公室的灯。

    有人推门进来，互相道着“过年好”，声音还带着假期最后一天的慵懒和不舍，有人拎着家乡的特产放在同事桌上，有人站在走廊里聊着春节的见闻。

    七点四十分，林惟民的车驶进大院，他从车里下来，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头发被晨风吹得有些乱，他用手拢了拢大步走上台阶。

    办公室已经收拾过了，桌上那盆水仙花彻底开了，白色的花瓣簇拥在一起，金黄色的花蕊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明亮。他脱下大衣搭在椅背上，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

    院子里的银杏树光秃秃的，这是这个院子里最早知道春天到来消息的存在。

    他转过身拿起桌上的内线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瑞金同志，九点开个碰头会。

    过年过完了，该收心了。

    叫上达康同志，还有发改委和财政厅的负责人。

    对，就小范围。”

    沙瑞金在那头应了一声。

    挂了电话，林惟民伸手摸了摸窗台上那盆绿萝的叶子，绿萝的叶片厚实油亮，藤蔓又长了一截，从窗台上垂下来几乎要碰到地板了。

    这盆绿萝是他刚来汉东那年买的。

    五年过去，它从一小盆瘦弱的苗长成了满满一盆泼泼洒洒的绿，每个推门进来的人第一眼看到的不是墙上那幅字画，不是书架上那些排列整齐的书，是这盆沿着窗框攀爬几乎要把整扇窗户占领的绿萝。

    他在旁边浇了一点水，水珠从叶片上滚落，在叶脉间停了一瞬，顺着叶尖滴下去落在花盆边缘的泥土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湿痕。

    九点整，会议室在小会议室。

    长条桌能坐十几个人，今天只坐了一半。

    林惟民坐在中间，沙瑞金在他左边，李达康在他右边。

    对面是发改委主任老陈、财政厅长老钱，还有省委副秘书长。

    林惟民把面前那张纸推到了桌子中心的位置。

    那张纸是他大年初一在办公室手写的，纸上密密麻麻地列着今年必须在年底之前交帐的四十七项重点任务。

    有些是已经干了几年还没干完的硬骨头，有些是去年刚激活今年必须见效的新盘子，有些是他想了很久一直没找到合适时机推的、现在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

    “今天是节后第一天上班。

    按规矩该拜个年，那就不多眈误时间，我拜一句——大家过年好，完事了。”

    他把那张纸用手指按住，目光从每个人脸上慢慢地扫了一圈，象是在确认他们是不是都准备好了。

    “拜完了，说正事。

    今年是我在汉东的最后一年。

    不是要告别的意思，是告诉自己要交代好，更要把该办的事办完。

    这几年大家跟着我吃了不少苦，该干的活干了不少，该啃的骨头也啃了不少清，剩下的骨头更硬更难啃，但啃不下来，前面那些活就白干了，那些汗就白流了。”

    沙瑞金把手里的笔放在笔记本上。

    他在林惟民旁边坐了好几年，听得懂林惟民说这句话时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是多馀的。

    “林书记，您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这几年汉东是大家一块撑起来的，骨头再硬也是一块啃，没有哪块骨头是您一个人啃的，也没有哪块骨头会是我们剩下不啃的。”

    李达康把袖子卷到了小臂，露出那条被晒得黝黑的小臂和手腕上那块表盘已经泛黄的旧表。

    他从年前就开始排高新区升级后的工作，年初一也没歇着，年初二就在办公室和高新区管委会的几个负责人开了一整天的会，把今年要搞的平台项目、要引进的高新企业、要突破的关键技术一条一条列出来，厚厚一摞。

    “林书记，高新区升了国家级，压力翻了一倍不止。

    以前在省级串行里跑得快，人家说你是排头兵，现在进了国家队，排头兵不排头兵的另一说，反正你不能跑在最后。

    我们京州班子把今年定了的事一件一件过，每一件都有人盯，每一件都有人跟，每一件都有人负责到底。

    年底交帐的时候，数字、项目、新增的高新技术企业数，一样都不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