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任务，十条硬杠杠。

    年底交帐，一条一条过，一件一件清。

    没有完成任务的，要在大会上说明原因。

    原因不成立的，该问责问责，该调整调整。

    不要以为今年是我的最后一年就可以混日子、就可以拖后腿、就可以掉链子。

    我跟你们一样要交帐。

    交不了帐，我也不会走。”

    他说完这句话，会议室里的安静不是被打破的，而是被一种更深更沉的东西压住了。

    白板上那十条黑蓝相间的字迹，在午后的阳光里格外清淅，每一笔都象是刻在了墙上，也刻进了每个人的脑子里。

    三月的汉东，天高得不象话。

    清江两岸的稻田里，稻子已经收了大半，留下的稻茬齐刷刷的，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金黄。

    远处的村庄在收割过的田野尽头安静地卧着，白墙黑瓦炊烟细得几乎看不见，象是谁用铅笔在天空上轻轻描了几笔。

    城际铁路清江大桥的桥头，红色的充气拱门被风吹得鼓鼓囊囊的，拱门上贴着“汉东—汉江城际铁路试运行仪式”一行大字，字的边角被风吹得有点翘起来了。

    拱门两侧的气球在风里使劲地拽着绳子，绳子绷得紧紧的象是随时都会断掉。

    林惟民到的时候，高育良已经站在桥头了。

    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但他没有去理，就那么站在那里，手插在口袋里，目光落在那座横跨清江的大桥上。

    大桥的桥塔在秋日的阳光里泛着银灰色的光，钢索一根一根地从塔顶斜拉下来，象是一把巨大的竖琴立在江面上，被风拨动着，发出无声的旋律。

    钢轨从汉东那边铺过来，穿过大桥，穿过对岸的山脚，一直延伸到汉江的方向，在阳光里闪着细碎的、银白色的光。

    林惟民走过去，站在高育良旁边，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

    桥下的江水缓缓地流着，水是清的清得能看见底下的石头和石头缝里游来游去的小鱼，岸边的芦苇已经抽出了白色的穗子，在风里弯着腰又直起来，象是在一拱一拱地摆着什么。

    身后的沙瑞金和李达康也从车里下来了，他们没有走过来，站在拱门下面，跟铁路建设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说着什么声音很低。

    通车试运行的时刻定在上午十点十八分，是请人算过的，林惟民对这些不讲究，但铁路上的老同志信这个，他也就随了。

    十六分的时候，工作人员走过来请他们上车。

    列车是CRH型动车组，白色的车身在阳光下亮得晃眼，车头的流线型弧度很大，象是一只准备起飞的鸟的喙。

    车窗擦得锃亮，能照见人的影子，车身上印着“汉东—汉江”几个蓝色的大字，字的间距和大小都恰到好处，不张扬但很醒目。

    林惟民和高育良从同一个车门上去，在车厢里并排坐下。

    座位是二等座，蓝色的布面，扶手上有一个小小的折叠桌板，桌板的边缘被磨损得有些发白了。

    车厢里很干净，地板能映出人影来，空气中有一种新车厢特有的味道，说不清是塑料还是胶水，淡淡的不刺鼻。

    十点十八分整，列车员关上了车门。

    一声清脆的电子提示音之后，列车轻轻地晃动了一下，然后缓缓地向前移动。

    车窗外的站台开始往后退，站台上那些挥手的人影越来越模糊，拱门的红色在视野里缩小成一个点，然后被站房的拐角挡住了。

    列车的速度不快，但它确实在向前走，沿着那条铺了两年的钢轨，沿着那座跨过清江的大桥，沿着那些建设者的汗水和沿线老百姓的期盼，稳稳当当地向前走。

    林惟民靠在椅背上，车窗外的田野一片一片地往后退去，速度快得让远处的村庄变成了模糊的色块，近处的电线杆一根接一根地掠过，快得根本看不清上面的瓷瓶和横担。

    他侧过头看着窗外那些飞掠而过的风景，那些他在这几年里走过无数遍的公路、桥梁、隧道、村庄，此刻都在以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角度和速度从他的视野里划过。

    那些在他任期内拔地而起的厂房、那些被整治得清澈见底的河段、那些在文化长廊的广场上笑着闹着的游客，都在这列列车的车窗外一闪而过。

    他没有说话，高育良也没有说话。

    两个在各自的位置上都保持着沉默，象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消化掉这四十分钟里发生的这一切，或者在用这无声的同行丈量从构思到落地这一路的长度。

    四十分钟后，列车稳稳地停在了汉江站的站台上。

    高育良先站起来，在过道上站了几秒，等着林惟民也站起来。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出车厢，站台上铺着红地毯，地毯从车门一直铺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