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随州回到省城已经是深夜了。

    沙瑞金没有直接回家，让司机把车停在省委大院门口，一个人走了进去。

    院子里的路灯还亮着，把那条他走了无数遍的青石板路照得一片昏黄。

    那棵老银杏在夜风里轻轻地摇着，叶片哗哗地响，象是在跟他说什么，又象是什么也没说，

    只是自顾自地摇着。

    他在树下站了一会儿，仰头看着那些密密匝匝的叶子。

    叶子被路灯的光照得半透明，叶脉一根一根的清清楚楚，象是谁用笔在这片叶子上画了一张精细的地图。

    他想起林惟民站在这里的样子，想起他说过的话。

    “这棵树一百多年了，经历过多少风雨、多少变革，还是站在那里，一年一年地发芽、长叶、结果。

    我们做工作也要有这种韧劲。不争一时之快，不图一时之名。

    扎扎实实，把根基打牢，把制度建好，把人带好。

    十年二十年后回头看，汉东比现在更好，那就够了。”

    那时候他站在旁边听着，觉得这些话很有道理，但那种“有道理”是听在耳朵里的，不是长在心里的。

    今天站在这里，他忽然明白了。

    林惟民说的不是树，是人。

    不是让树怎么长，是让人怎么活。

    不是教他怎么做事，是教他怎么做人。

    第二天一早，沙瑞金把李达康和周明义叫到了办公室。

    两个人进门的时候，发现沙瑞金面前的桌上摊着好几份材料，都是关于文化长廊未来发展的调研报告和规划草案。他几乎一夜没睡，把周明义昨天在随州座谈会上说的那些话一条一条地梳理了一遍，把李达康提的那些建议一个一个地斟酌了一番，把林惟民留下的那些笔记一页一页地翻了一遍。

    他在那些材料的空白处写满了批注，有的地方画了圈，有的地方打了问号，有的地方写了“可行”，有的地方写了“再议”。

    李达康在那些批注上扫了一眼，字迹有些潦草，但每一笔都很有力，象是在跟谁较劲。

    “昨天从随州回来的路上，我想了一路。

    文化长廊的事，不能拖，不能等，不能放。

    林书记打下了这么好的基础，我们不能让这个基础在我们手里生锈、腐烂、垮掉。

    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往上盖一层，把文化长廊从省级标杆推向国家级标杆，从国家级标杆推向世界级名片。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是需要我们埋头苦干、久久为功、一代一代传下去的事。”

    李达康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连夜赶出来的方案，他把文旅产业基金的初步框架按照沙瑞金昨天提的那几个问题逐条作了回应。

    基金的盘子打算设多大，省里出多少、市县配套多少、社会资本募集多少，投向哪些领域，退出机制怎么设计，分成的具体办法怎么定，风险怎么控制、怎么预警、怎么处置，每一条都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和初步的测算依据。

    沙瑞金看着那几页纸，看得很快，不是不仔细，是他在心里已经把这些东西翻来复去过了很多遍。

    “达康同志，你这个方案做得很细，看得出来你是下了功夫的。

    但我问你一句，这个基金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

    政府主导有政府主导的好处，决策快、执行顺、协调方便，但政府主导也有政府主导的问题，行政干预多、市场活力不足、效率可能打折扣。

    市场主导效率高、活力足、机制灵活，但市场主导也有市场主导的风险，资本逐利性强、社会效益可能被忽视、老百姓的利益可能被牺牲。

    这个平衡点怎么找、怎么定、怎么把握，你想过没有？”

    李达康在那几页纸里翻了翻，没有现成的答案。

    他抬起头看着沙瑞金，沙瑞金也没有现成的答案，但他知道这个问题必须想清楚、想透、想细。

    基金的事不急，可以先研究，先论证，先听听各方面的意见。

    但要快，不能研究起来没完，论证起来没完，征求意见起来没完。

    拖久了，黄花菜就凉了，凉了再热就不好吃了，吃了也伤胃。

    周明义把那几页纸翻来复去看了好几遍，眼睛在那几个数字上停留了很久。

    他是搞文化出身的，对基金、资本、回报率这些概念并不陌生，但也谈不上精通。

    他更关心的是，基金投出去的钱，能不能真正用在文化长廊的发展上，能不能真正用在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上，能不能真正用在那些老艺人的培养和扶持上。

    资本有资本的逻辑，文化有文化的规律，这两者有时候是一致的，有时候是冲突的。

    一致的时候好办，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