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了老太太说“日子好过了,心里踏实了,有奔头了”,写了老刘说“林书记当年说文化长廊不能只有编钟和青铜器,还得有人”,
写了他在清江边掬了一捧水尝了一口时那股从舌尖一直凉到心底的甘甜,写了他在曾侯乙墓那个大玻璃盒子前面站着时那种被两千四百年的时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他写了满满好几页,写到手酸,写到眼涩,写到窗外的路灯灭了,天边泛起了鱼肚白。
他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闭上眼,把那些字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那些字不是写给任何人看的,是写给他自己看的,是写给他在汉东的这些年看的,是写给这片土地看的。
第二天一早,沙瑞金把老刘叫到了办公室。
老刘进门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摞材料,是随州市委关于文化长廊下一步发展的规划草案。
沙瑞金摆了摆手,让他把材料放在茶几上,没有翻开看。
他在沙发上坐下,老刘在他对面坐下。
两个人之间隔着一张茶几,茶几上放着那摞厚厚的材料,材料的封面印着“文化长廊十四五发展规划”几个字,蓝色的,象是天空的颜色。
“老刘,你在随州干了这么多年,文化长廊是你看着长大的。
你跟我说说,林书记当年是怎么想起来搞文化长廊的?
他第一次来随州的时候,跟你说了什么?
他的那些想法,是一开始就那么成熟,还是在干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
他的那些决策,是听了别人的建议,还是他自己拍板的?
他有没有尤豫过,有没有动摇过,有没有被人反对过,有没有被人质疑过?
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是怎么应对的?
他被人误解的时候,是怎么解释的?
他感到孤独的时候,是怎么排解的?
他压力大的时候,是怎么释放的?
他过得好不好,吃得惯吃不惯,睡得着睡不着,想不想家,有没有后悔过?”
老刘被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有些发愣。
“沙书记,林书记跟你在一起的时间长啊!”
“是跟我在一起的时间长,但是有的时候专人专办,我有时候也不知道啊。”
“好吧沙书记,我想想。”
他想了想,把那些年跟林惟民打过交道的记忆一点一点地从脑子里翻出来,像翻一本泛黄的旧相册。
相册里的照片有些模糊了,但那些人和那些事还在,还在他的记忆里,还在他的心里,还在他每一次走进那个大玻璃盒子时涌上心头的感慨里。
“林书记第一次来随州,是跟您一起来的吗?
我不太记得了。
那天下着雨,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没打伞,头发淋湿了,贴在额头上。
他站在曾侯乙墓那片荒草地上,四下看了看,说了一句话‘这些东西埋在地下几千年,再不亮出来,对不起子孙后代。’
我当时觉得,这个人说话有点大。
文化长廊的事,我们随州人自己想了多少年都没干成,你一个刚来的省委书记,说干就干?
干得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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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从哪里来?
地从哪里来?
人从哪里来?
政策从哪里来?
老百姓不支持怎么办?
部门不配合怎么办?
专家不认可怎么办?
这些事,哪一件不是天大的难事?
哪一件不是能让人愁白头发的硬骨头?
哪一件不是足以让一个雄心勃勃的干将望而却步的拦路虎?”
老刘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端起茶几上的茶杯喝了一口。
“后来,林书记又来了很多次。
有时候带着人,有时候一个人。
有时候提前通知,有时候突然就到了。
他来了不是坐在会议室里听汇报,是在工地上转,是在村里走,是在老百姓家里坐。
他跟那些拆迁户聊天,听他们说舍不得老房子、舍不得石榴树、舍不得种了一辈子的地。
他跟那些考古专家聊天,听他们说哪里的土层有变化、哪里的地层有叠压、哪里的遗迹有打破。
他跟那些设计师聊天,听他们说方案改了又改、推翻了又重来、重来了又推翻,反反复复,没完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不知道成功了会是什么样子。
他跟那些施工队的工人们聊天,听他们说脚手架有多高、钢筋有多粗、混凝土标号有多高、工期有多紧、工资能不能按时发、过年能不能回家。
他不是在检查工作,是在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