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轻的女老师正在讲台上领读课文，声音不大但很清淅。

    孩子们跟着她读，拖着长长的童音，有些字咬得不太准，但读得很认真。

    林惟民没有进去打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他走到校门口，碰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几个馒头和一瓶水。

    老人看见他停下来，上下打量了一眼。

    “同志，你是上面来的吧？”

    林惟民点了点头。

    老人指了指学校里面，声音有些沙哑。

    “我孙女在这上学。

    成绩好，班上前几名。

    我天天来给她送饭，家里离得远，中午来不及回去。

    她爸妈在外面打工，一年到头回不了一次。

    就我跟她两个人，凑合着过呗。”

    又是“凑合着过呗”。

    林惟民在那所小学门口站了很久，直到那个老人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尽头，直到孩子们的读书声渐渐低了下去，直到太阳从头顶移到了西边。

    他转身走了，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没留下任何话。

    他知道说什么都是多馀的。

    把那些差距抹平，把那些凑合着过的日子变成不凑合，才是他现在该做的事、唯一该做的事、必须做到的事。

    回到京城，林惟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把这次调研的笔记整理出来。

    他没有让秘书代劳，自己一笔一划地写，写得很慢很仔细。

    那个卖菜的妇女说的话，那个老人说的话，那个老师讲课时的神情，那些孩子们读书时的声音，他都记了下来。

    他怕自己会忘，怕自己坐在办公室里久了会被那些数据和报告淹没，怕自己会变成那种只知道看材料、听汇报、批文档的干部。

    他不是那种人，他也不想成为那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