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他就出发了。

    没有大张旗鼓，没有提前通知，没有让地方上准备材料，只带了小周和一个司机，一辆车往城外开。

    他选了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作为第一站，既不是省会也不是县城，夹在中间既有代表性又不容易被提前打招呼。

    车子在高速公路上跑了将近三个小时，然后拐进了一条通往郊区的公路。

    路两边是成片的农田和零星的村庄，冬天的田野光秃秃的，只剩下收割后的稻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他没有去市教育局，没有去见市领导，而是直接让司机把车开到了城郊的一所乡镇中心小学。

    学校不大，一栋三层教程楼，一个水泥操场，操场边上立着一根旗杆，旗杆上端的国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他把车停在离校门一百多米的地方，自己走过去。

    校门口的值班室里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门卫，隔着窗户看见一个穿着深灰色夹克的中年人走过来，推开门探出半个身子问找谁。

    林惟民说随便看看，老门卫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大概觉得这个人不象坏人，也没有多问就放他进去了。

    正是下午三点多，课后的延时服务刚刚开始。

    他顺着走廊慢慢走，教室的门有的开着，有的半掩着。

    通过门缝可以看见里面的情形。

    有的孩子在写作业，有的在画画，有的趴在桌上打瞌睡，有的在小声说话，老师在讲台后面坐着，手里拿着手机，偶尔抬头看一眼，又低下头去。

    走廊尽头的一间教室里传来音乐声，走近了才发现是一个年轻的女老师正在教孩子们唱歌，歌声稚嫩而清脆，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着，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让人心头一暖的东西。

    他在那间教室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进去打扰，然后转身走向楼梯上了二楼。

    二楼的情况跟一楼差不多，大部分教室里的课后服务都是学生自己写作业或者自习，老师在旁边坐着，偶尔起来巡视一下。

    他走到一间办公室门口停下来，门虚掩着通过门缝可以看到里面坐着三四个老师，正在批改作业和整理教案。

    他敲了敲门，推门进去。

    老师们抬起头，看见一个陌生人站在门口，都有些诧异。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女老师先开口问他是谁、来干什么。

    林惟民说自己是省里来调研的，想了解一下课后服务的实际情况，然后找了一把空椅子坐下来，跟他们聊了起来。

    聊了将近一个小时。

    老师们的话匣子打开之后，很多问题就摊到了桌面上。

    最集中的问题是工作时间太长、太累、太没有边界感。

    以前下午三四点学生放学了，老师就可以批改作业、备课、搞教研，虽然也不轻松，但至少时间上是自己可以支配的。

    现在课后服务一搞，每天要多在学校待两个小时，回到家天都黑了，吃完饭洗个碗就该睡觉了，第二天一大早又要赶到学校。

    自己的家庭顾不上，自己的孩子没空管，自己的健康没时间顾。

    有人拿出手机给林惟民看最近一周的微信步数，每天都是一万五以上，在学校里从早走到晚，回家后一步都不想多走。

    还有一位年轻的女老师说她已经连续好几个周末没有好好休息了，平时上课、批作业、课后服务、家校沟通，周末还要参加各种培训和教研活动，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她说她当初选择当老师是因为喜欢孩子、喜欢教育、喜欢站在讲台上那种被信任和被需要的感觉，但现在她越来越不确定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林惟民认真地听着，没有插话，没有打断，没有做任何评价。

    他只是在听，在感受，在把那些话一句一句地记在心里。

    不是记在本子上，是记在心里。

    他知道那些话不是某个人的抱怨，是一群人的真实处境；

    不是某所学校的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困境；

    不是某一位老师的不适应，是整个行业面临的普遍挑战。

    他离开那间办公室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走廊里的灯亮起来，昏黄的灯光把那些教室的门照得一片模糊。

    他站在楼梯口没有马上下去，回头看了一眼，然后掏出手机给秘书发了一条消息

    “明天再安排几个学校，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的都要看。”

    接下来的三天里他跑了六所学校，有城市里的重点小学，有城乡结合部的普通中学，有农村的教程点，有寄宿制学校。

    每到一处他都做同样的事。

    不提前通知，不惊动领导，不召开座谈会，就是走、看、听、问。

    他看课后服务的实际开展情况，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