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每一笔基础研究的经费，都能象那一碗水一样，实实在在地流进每一个需要它的人的碗里、杯里、手心里，那道裂缝也许就不会那么深、那么宽、那么让人害怕了。

    那些在实验室里坐着的年轻人，他们需要的不是巨额财富，不是万众瞩目，不是鲜花掌声。

    他们需要的是一些实实在在的支持——能让他们买得起实验材料，能让他们付得起房租，能让他们养得起家，能让他们在被人问到“你做这个有什么用”的时候，不必低着头说不出话来。

    他们也渴望被看见、被肯定，渴望自己的心血能浇灌出看得见的花。

    他们不需要一个华丽的舞台，只需要一张稳固的实验台、一盏不会灭的灯、一个关上门之后可以安安静静思考问题的房间。

    他重新睁开眼睛，把报告推开了一些，拿起桌上的杯子喝了一口水。

    水已经凉了，茶叶沉在杯底，几片叶子舒展开来，在水中一动不动。

    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那些杨树叶子不再反射金色的光，而是变成了一片沉静的、深绿的剪影，在灰蓝色的天空下轻轻摇晃。

    远处有鸟雀归巢的叫声，唧唧喳喳的，象是在争论今天最后一顿饭应该吃什么。

    他把报告从桌子中间拿过来，翻开第一页拿起笔。

    这一次他没有尤豫，笔尖落在纸面上，发出沙沙的声音。

    他写道——“报告阅悉。

    基础研究是源头活水，关系到国家长远竞争力和民族创新能力的根基。

    当前经费分配的结构性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获得支持的难度和比例偏低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基础研究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建议相关部委在‘十四五’规划中期评估中，设立专门议题，研究完善基础研究经费的分配机制，缩小局域差距，扩大青年项目的资助面和资助强度，并创建对潜心研究、长期积累的科研人员的稳定支持渠道。

    此项工作请科技部牵头，教育部、财政部、中科院参与，两个月内提出具体方案。”

    写完之后他把笔放下，笔在桌上轻轻滚了一下，停在了报告的边缘。

    他没有再回头看那段批语，也没有马上合上文档夹。

    他只是靠着椅背坐着，让刚才写下那些字句时的心绪慢慢平复下来。

    他知道这道批示下去之后，会有人去研究、去讨论、去设计方案，也许在几个月之后会有一个新的政策出台，也许会有一些年轻人的处境因为这个政策而得到或多或少的改善。

    但他也知道，这远远不够。

    政策的效应是渐进的、滞后的，而裂缝的存在是当下的、急迫的。

    他写下这段话，不是觉得自己能解决所有问题，而是觉得至少要让这个问题被看见、被讨论、被摆在决策的台面上，而不是继续埋在三十几页报告的深处，被一堆其他数字和图表淹没，被一个简单的“阅”字打发掉。

    下一次内部会议是隔了一周才开的。

    这一周里，林惟民没有闲着。

    他让秘书把那三十几页报告里涉及青年科研人员的部分拆出来，重新整理成一份专题材料，补充了更多的一手数据——不同年龄段科研人员获得第一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等待时间、不同地区博士后出站后的就业去向和科研活跃度、过去十年基础研究领域“非共识”项目的资助情况与国际比较。

    他自己也翻了几个通宵，把能找到的国际经验和历史资料看了一遍。

    美国是怎么在二战之后创建起国家科学基金会的？

    日本是怎么在失去的二十年里依然保持了对基础研究的高强度投入？

    德国马普学会是怎么做到让科学家不需要为经费发愁的？

    这些问题的答案，他都一笔一划地记在了墨绿色的笔记本上。

    他不是要照搬哪一国的经验——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照搬往往水土不服——但他需要知道别人走过的路是什么样的，哪些坑可以避开，哪些坡可以借力。

    会议没有叫太多人，只叫了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和几个重点高校的负责人，加起来不到二十个。

    会议室不大，是那种老式的木质长条桌，桌面被岁月磨得发亮，木纹清淅可见，象一张老人的手掌。

    桌上的茶杯和笔记本各自占据着一小块空间，偶尔有人挪动一下杯子的位置，瓷器碰在木头上的声音清脆而短暂。有人在低声交谈，有人在翻看提前发下去的会议材料，有人拿出手机看了一眼又放了回去。

    林惟民走进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抬起头，停止了交谈，把视线投向他。

    这种注视带着某种没有说出口的期待——大家都知道今天这个会的主题不寻常，因为通知上只写了“基础研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