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在高速公路上跑了两个多小时，然后拐进了一条新修的柏油路。

    路不宽，但很平整，两边的行道树是银杏，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秃秃的枝干在冬日的天空下伸展着，象是在等待着什么。

    林惟民看到那些银杏树的时候愣了一下，他记得这条路以前是土路，坑坑洼洼的，下雨天泥浆能没过脚踝，晴天尘土能糊住眼睛。

    现在土路没了，柏油路取代了它，路两边还种了树，树虽然还不算粗壮，但已经有了整齐的树形，象是被什么人在一张空白的画布上精心布置过一样。

    车子在一个岔路口放慢了速度。

    林惟民看了一眼窗外，对司机说——“从左边那条路走，到村口停下来。”

    他的声音不高，象是一个在梦里说话的人，怕一开口就会把那个正在被回忆慢慢填满的梦惊醒。

    他记得左边那条路通向村口，那条路他走过很多次，每次都是从那条路进去的。

    前几年来的时候那条路还是石板路，现在变成了水泥路，路面上刻着防滑纹，泛着均匀的银灰色光泽。

    车子在村口停下来的时候，他没有马上下去。

    他坐在车里通过车窗看着外面那个村子，看了很久。

    村子变了，变得跟他记忆里的样子有些不一样了。

    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在，树干比几年前又粗了一圈，树冠撑开来依然象一把巨大的雨伞，把底下那片空地罩得严严实实的。

    但树下的空地变了，原来坑洼不平的土地铺上了青灰色的透水砖，砖缝里长着细密的青笞，象是有人用最细的笔在石缝之间描了一层薄薄的、会呼吸的绿色。

    空地周围多了几排木制的长椅，椅背上漆着深棕色的桐油，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

    空地的一角立着一块石头，上面刻着“石门沟村”三个字，字的笔画是凹进去的，涂了金漆，在光线的照射下微微反着光。

    石头下面堆着几盆耐寒的冬青，叶片厚实油亮，边缘微微卷曲，象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抵御着冬天最后的寒意。

    他推开车门下了车，站在村口那块石头前面。

    风吹过来，不冷不凉的，带着田野里翻耕过的泥土气息和远处谁家灶台上飘来的柴火味道。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那口气在肺里存了很久，象是在用这种方式确认自己真的回到了这个地方，回到了这个他曾经无数次在梦里、在回忆里、在那些深夜的办公室里反复想起的地方。

    村口的长椅上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正低着头在剥花生，花生壳在她手里噼噼啪啪地响，花生米一粒一粒地滚进面前的簸箕里，有些滚到了地上，她弯腰捡起来，吹吹灰放回去。

    林惟民走近了才看清她的脸，是那个曾经坐在门坎上择菜的老太太。

    她的头发比几年前更白了，脸上的皱纹更深了，背也比以前弯了一些，但她择花生的动作还是那么利索，手指翻飞间一粒粒饱满的花生米落入簸箕，发出细碎的脆响。

    他走过去在她旁边的长椅上坐下来，没有开口说话，就坐在那里看着她剥花生。

    老太太一开始没留意，剥了一会儿才觉得旁边有人，转过头看了他一眼。

    她的目光在看清他的脸之后停了一下，然后她的嘴角慢慢地往上扬了起来，扬得很慢，象是在确认什么，又象是在消化什么，一直到那个笑从眼角堆起来的褶子里完全展开，才开口说了一句——“林书记，您回来了。

    好几年没见了，您头发白了不少，但脸还是那张脸，眼神还是那个眼神。”

    林惟民点了点头，伸出手从她面前的簸箕里拿了一颗花生剥开，把花生米放进嘴里，慢慢嚼着。

    花生是新收的，有一股新鲜的、带着泥土气息的甜味，象是由内而外的、被阳光反复烘焙过的甜意。

    他嚼着那粒花生米，心里忽然涌起一种他很久没有感受过的、让他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的放松和满足。

    “大娘，您身体还好吧？

    儿子还在外面打工吗？

    孙女考上大学了吧？

    现在在哪儿工作？”

    老太太把手里的花生放下，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两只手在膝盖上拍了拍，象要把这些年积攒下来的话都拍松了、拍软了、拍得能顺着嘴边自然地流出来——“好，好着呢。

    儿子早就不在外面打工了，回来好几年了。

    村里搞乡村旅游，他把老房子翻修了，搞了个民宿，一年能挣不少钱。

    孙女考上大学了，在省城读师范，毕业了回县里当老师了。

    她说要回来教那些跟她当年一样的孩子，让他们也能考上大学，也能走出大山，也能看到外面的世界。”

    林惟民听着，没有插话，就那么坐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