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的病来得很突然。前一天还在校场上检阅新兵，第二天就起不来床了。不是装病，是真病。脸色蜡黄，眼窝深陷，嘴唇发白，像一张被水泡过的纸，薄得能透出光来。太医来看过，说是积劳成疾，郁结于心。开了一堆药，苦的、涩的、难以下咽的。董氏亲自煎药，亲自喂药，一勺一勺地往他嘴里送，他皱着眉咽下去，眉头拧成一个死结。药汁顺着嘴角流下来，淌在枕巾上，洇开一片褐色的印记。

    “王爷，您得保重身子。您要是倒了，台湾怎么办？经儿怎么办？”董氏的声音带着哭腔。

    郑成功没有回答。他闭上眼睛，不想让她看见自己眼里的泪。窗外的凤凰木开始落叶了，火红的花瓣飘了一地，像血。

    郑经接到父亲病重的消息时，正在海边巡视防线。他把刀交给身边的侍卫，翻身上马，连夜赶回王府。一路上，马跑得飞快，风从耳边呼啸而过，像无数只手在撕扯他的头发。他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跑回来的，只记得跨进王府大门的那一刻，腿一软，差点摔在石阶上。

    他跪在父亲床前，低着头，不敢看父亲的脸。父亲没有看他，也没有说话。父子俩就这样沉默著，一个躺着，一个跪着。董氏站在门口，捂著嘴，眼泪无声地往下淌。丫鬟端了茶来，她摇摇头，没有接。

    “起来。”郑成功的声音很轻，轻得像风。

    郑经站起来，垂手站着，像小时候被父亲罚站一样。他不敢动，不敢说话，连呼吸都小心翼翼的。他听见父亲的呼吸声，又粗又重，像拉风箱一样。

    “过来。”

    郑经走近一步。

    “再过来。”

    郑经走到床边，低下头。父亲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握住了他的手。那只手很瘦，瘦得只剩骨头和皮。可握得很紧，紧得他的骨头生疼。

    “经儿。”

    “父王。”

    “你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吗？”郑成功睁开眼睛，看着屋顶。屋顶的横梁上挂著一盏灯，灯油快燃尽了，火苗忽明忽暗，像随时都会熄灭。

    “知道。”

    “你不知道。”郑成功的声音忽然变得很沉，“我不是气你做了错事，我是气你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你是一时糊涂，还是心存侥幸？你是觉得不会被人发现，还是觉得发现了也没什么？你是怕我，还是怕丢人？”他转过头，看着郑经。“你怕我吗？”

    郑经的眼泪掉了下来。“怕。”

    “怕就对了。”郑成功松开他的手，把手缩回被子里，“怕我，就不会再做错事。不怕我，我说再多也没用。去吧。”

    “父王”

    “去吧。让我歇一会儿。”

    郑经跪下来，磕了三个头。额头碰在地面上，咚咚咚，沉闷而用力。站起来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父亲已经闭上了眼睛，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在想事情。他站在门口，站了很久，终于还是走了。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他的脚步声在回响，一下一下，像在敲谁的门。

    那一夜，郑成功没有睡着。他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屋顶。油灯燃尽了，火苗跳了几下，灭了。屋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可他不怕黑，他怕的是，他死了以后，郑经一个人怎么办。台湾怎么办，那些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将士怎么办。他想了很久，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他不能死。至少现在不能。

    郑经回到军营后，像变了一个人。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先练刀，后巡营，一忙就是一整天，连饭都顾不上吃。他把营务理得井井有条，把士兵管得服服帖帖，把防线布得密不透风。老兵们私下议论，说世子变了，变得像王爷了。不是长相，是那股劲儿。那股不服输、不肯低头、不认命的劲儿。

    消息传到京城，多尔衮正在西暖阁批折子。他把密报看了两遍，放到桌上，手指在信封上轻轻敲了两下，像在打某种古老的节拍。

    “哥，郑成功病重，郑经在军中表现不错。有人说，郑经像他爹。”多铎坐在椅子上，翘著腿，手里端著一盏热茶，蒸汽袅袅升起。

    “像他爹还不够。他得比他爹强。”多尔衮站起来，走到窗前。“他爹能从一个海岛起家，打下台湾。他得有他爹的志气，还得有他爹没有的清醒。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知道什么时候该争，什么时候该退。知道天下大势，不是一个人能挡得住的。”

    窗外，天灰蒙蒙的，像一块洗旧了的布挂在紫禁城上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远处传来隐隐的雷声，沉闷而悠长，像是从地底下滚过来的。

    当天晚上，多尔衮去了苏沫儿的院子。苏沫儿正在灯下做针线，见他进来，放下手里的活。

    “爷，您来了。”

    “嗯。”多尔衮坐下来，苏沫儿给他倒了一杯茶。茶是温的，入口很苦，回味却有一丝甘甜。“苏沫儿，你说，郑成功会把王位传给郑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