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暴力和血缘维系的军事集团中，元天穆凭借一句“约为兄弟”的约定，获得了外人难以想象的超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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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幕：河阴大屠杀——他不在场，却坐收暴利

    公元五百二十八年，北魏皇宫内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胡太后，也就是孝明帝元诩的生母，亲手毒死了自己的儿子。这件事的背景相当复杂。胡太后是北魏历史上着名的“铁腕太后”，早年在儿子年幼时临朝听政，把持朝政多年。孝明帝长大后想要收回权力，母子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胡太后为了保住权力，竟然选择了一条最极端、最疯狂的路——杀掉亲儿子，另立一个小皇帝，继续垂帘听政。

    消息传到晋阳，尔朱荣的眼睛亮了。对于尔朱荣来说，这简直是老天爷塞到他手里的入场券。太后毒杀皇帝，这事在古代政治伦理中属于天理不容的级别，任何以“清君侧”“讨逆臣”为名出兵的势力，都可以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振振有词。尔朱荣立刻召集部下商议南下事宜，而在这个关键决策的过程中，元天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宗室成员，元天穆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件事的政治运作空间。他力劝尔朱荣以“清君侧、匡扶社稷”的名义领军南下，并且提出了一个关键建议：拥立长乐王元子攸为帝。元子攸是献文帝拓跋弘的孙子，在宗室中属于近支，血统上完全够格继承大统。更重要的是，此人跟胡太后一系没有瓜葛，又和尔朱荣有旧，是一个绝佳的傀儡人选。

    元天穆的这个建议，堪称北魏末年政治史上最精彩的一笔操作。如果尔朱荣单纯以契胡酋长的身份率兵入洛，天下人会怎么看？军阀作乱，边地蛮子犯上，人人得而诛之。但加上“拥立宗室新君”这面大旗之后，尔朱荣就从“叛乱者”变成了“定策元勋”，从“入侵者”变成了“社稷功臣”。而这面大旗的旗杆，是元天穆这个正宗宗室子弟亲手树起来的。仅此一件事，就足以证明元天穆不是只会抱大腿的草包，此人有相当敏锐的政治头脑和实际操作能力。

    尔朱荣采纳了这个方案，大军浩浩荡荡南下。临行前，他做了一个极其关键的安排：元天穆留守晋阳。这个安排太值得玩味了。南下洛阳是此行的核心目标，拿下洛阳就等于拿下了北魏的政治中心，这是决定天下归属的关键一战。按理说，尔朱荣应该带上自己最能干的副手一起建功立业。但他没有。他让元天穆留在后方，替他看家。

    这说明什么？说明在尔朱荣心中，晋阳老巢的安全远比攻占洛阳更重要。洛阳打不下来还可以再打，但晋阳丢了就是根基尽失。留守晋阳的人，必须是尔朱荣最信任、最放心的人。元天穆以并州刺史的身份坐镇后方，既能弹压地方、确保粮草兵源不断，又能以宗室身份为新政权提前进行合法性背书——毕竟尔朱荣在前线打仗，后方有一个宗室郡王在主持工作，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信号。

    对于元天穆本人来说，留守晋阳虽然在短期内错过了入洛的头功，但从长远来看却是一步更稳妥的棋。因为紧接着在洛阳发生的，是一场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惊天血案。

    尔朱荣率军进入洛阳之后，以祭天为名，将胡太后、幼主以及洛阳城中两千多名公卿百官诱骗到黄河岸边的河阴，然后全部屠杀。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河阴之变”，其血腥程度在北魏二百年的历史中绝无仅有，放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中也是数得着的惨案。胡太后和幼主被沉入黄河，两千多颗人头滚落在地，洛阳朝廷的官僚系统几乎被一锅端，整个北魏的政治精英层在一天之内灰飞烟灭。

    关于河阴之变的动机和经过，史学家们至今还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说是尔朱荣性格残暴、嗜杀成性；有人说是他想彻底摧毁旧的政治秩序，为建立尔朱氏新政权扫清障碍；也有人说其中夹杂了契胡与鲜卑汉化官僚之间的族群矛盾。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注定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场屠杀对元天穆的影响是微妙的。如果他在现场，作为宗室成员，面对两千多同宗同族和朝廷同僚被屠杀的场面，他无论怎么做都是错的。站出来反对尔朱荣，他很可能当场被翻脸诛杀；不站出来，天下人就会把他视为尔朱荣的同谋共犯，宗室叛徒的骂名将伴随他一生。所以留在晋阳，既让他避开了这场道德困境，又确保了后方的绝对稳定。

    等到洛阳的局势被血腥手段彻底控制之后，元天穆才从容南下，参与拥立新君的各项事宜。孝庄帝元子攸登基，作为定策功臣的元天穆获得了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头衔：太尉公、上党郡王、食邑三千户、侍中、领军将军、骠骑大将军、京畿大都督。不久又加监修国史、录尚书事、开府仪同三司，世袭并州刺史。

    让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些官职的意义。太尉公是三公之首，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长官；上党郡王是王爵，北魏宗室中能封王的本就不多，郡王更是高级爵位；京畿大都督意味着他掌握了京城洛阳的军事指挥权；录尚书事是实际上的宰相职务，负责处理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