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过渡阶段。这种过渡性质，首先表现在农业生產发展的不平衡性方面。

    部分女真人“不事耕稼，以渔猎为业。”明弘治九年（1496年），建州左右两卫中间的岐州卫，有八十余户，“不事农业”，到採集季节，竟“倾落采参、逾大岭布野”；部分女真部落“以猎兽为生，农业乃其余事”；还有的女真部族以农业生產为主，同时兼营狩猎、採集和牧畜生產，一旦收成欠佳，便又恢復旧业，“吉州叠入音失管下千户者安等十四户，男女並一百余人，节晚失农。每户一、二人慾往旧居处，捕鱼资生”。

    但是，女真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是农业生產比重逐年增加，农业生產为主的部落日渐增多，更新发布！书友们都去可乐小说看了！甚至形成了若干个耕作区。

    女真人的某些部族和地区，农业生產已经发展起来，“虽好山猎，率皆鲜食，且有田业，以资其生”。或者“屋居耕食，不专射猎”。

    具有游猎性质的流动部族，一变而成为生活稳定的定居民族。这些农业生產较发达的耕作区，是明代中叶女真农业发展的顶峰。

    明代女真社会经济处於过渡时期，就决定了这个时期的女真经济发展不稳定性，特別是农业生產。这种不稳定性，除与过渡性质有关外，还有许多不稳定因素：明代诸申（对平民女真人的汉语读音）人口流动，整体上生產方式较为落后，经常由於天灾导致粮食短缺，部分诸申不得不离开村寨寻求出路，在古代，劳动力人口流动对农业发展有重要影响。

    明永乐九年（1411年）二月，“赐童猛哥帖木儿谷百五十石。初，大护军朴楣至自野人曰：『野人甚飢』。猛哥帖木儿云：『国家若给粮餉，不敢离散；否则皆为盗矣。』政府上言：『野人甚飢，运米给之，何如？』上曰：『楣之往，专以救飢也，何谓何如？宜直赐之』。”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兵曹掳咸吉道都节制使牒启：『童猛哥帖木儿管下人等求索口粮、鱼、盐、布物。以有限之物难以人人而给之，请將国库杂谷一百石、盐三十石，其中指挥、千户、百户来乞，则依前例撙节分给；其神税布及鱼物，除常贡外，量宜支给。』从之。”

    建州女真猛哥帖木儿部饥荒尚且如此严重，女真其他各部因饥荒而导致的人口流动规模更大，农业隨之不稳定。

    其次，阿哈（女真社会中的奴隶）出现逃亡。

    这些阿哈部分源於汉区生活的农民、兵士和妇幼，他们被掠或被卖为奴，降低了他们原有的社会地位，失去自由，忍受著民族压迫，经常遭受主人侵责、奴役，甚至受到死亡的威胁，因其“不胜艰苦”，纷纷逃脱。时至明正统六年（1441年），逃入朝鲜的女真阿哈多达“八百余名”。

    由此可见，逃亡数量相当大，因此农业受阻。这是女真部族落后的生產关係阻碍农业发展的有力证据。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前文所提到的部落频繁迁徙，从十四世纪中期开始，女真诸部在不断迁徙，生活地域的不断变化自然会引起农业发展的中断。

    综上所述，诸申、阿哈逃亡，部族迁徙以及明军、朝鲜军和蒙古军的洗劫，均造成女真生產和生活不稳定，各业生產发展，皆受到严重阻碍，社会经济波动不已。

    此时女真各部经济还具有民族依附性。

    女真人受其居住地域的限制，以射猎採集为业，恰好南迁到汉族和朝鲜族两个发达的农业经济区，无可避免地使初期的农业经济带有强烈的依附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女真以本土特產交换区外农具和耕牛以及粮食等，即女真人以猎產品或初加工的半猎產品，运至区外市场，换取农业生產工具和粮食等。如朝鲜边將说，“貂產於野人之地，故或以农器或以农牛换之”。

    明天顺八年（1464年），据朝鲜史籍载：“各官贡物，多非其產，貂、鼠之贡，皆定於六镇，民间多以铁贸於野人。”明朝文献中有关於女真交换粮食方式的记载，自明永乐初年起，开设开原、广寧马市，最好的马一匹给米十五石，最次的亦给米八石。更定马价之后，尚有米五石或至少一石。其二是女真通过掠夺直接依赖汉族和朝鲜族。明代女真人，生產方式较落后，为了获得日常必需物品，掠夺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仍被普遍採用。耕牛、农器、人口和財物皆为掠夺的主要对象。

    明天顺五年（1461年），建州卫女真人“冒夜潜来义州江边，杀死收禾农民男妇四十名口，掳掠大小男妇共一百三十八口，马三十七匹，牛一百二十五头去讫”。明弘治六年（1493年），海西兀狄哈女真四十余名，越边掠夺朝鲜边民“农器与农牛而去”。

    而且，还有建州右卫的王杲屡屡进犯明朝边境，还入掠东州、惠安、抚顺、汤站、辽阳等地，使得朱舍里部与大明之间的联繫被彻底切断。

    儘管朱舍里部还能通过朝鲜作为中介与大明进行沟通交流，但成本却直线上升，反而显得得不偿失。

    毕竟，朝鲜对女真诸部的態度是较为敌视的，时常终止与女真诸